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左邻右舍(作者:顾培东)



作者:顾培东,原载于《中国律师》2008年第6期

有产阶层是我的左邻;弱势群体是我的右舍。我是律师。

左邻很牛。短短的几十年中,左邻把握住历史转捩、社会转型的机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迅速完成了从无产到有产的过渡,不仅占据了当今中国社会物质财富的半壁江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力量,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富有是左邻们统一的社会标识。这一标识遮蔽了左邻的各自出身与能力:无论其出自达官贵人之家,还是身为布衣草民之后;无论其是学富五车、智力超群,还是目不识丁、力薄智拙。这一标识也掩饰了左邻获得财富的方式与过程:无论其依靠勤劳智慧立业,还是凭藉投机寻租发迹,抑或假借鸡鸣狗盗之径敛财。社会各色人等在经历了财富这一公分母简单却又十分权威的通约后,筛选出了左邻这样一个特殊阶层。在财富成为社会主导性崇尚与追求的市场经济氛围中,左邻没法不牛。

最初,我并不被左邻所特别待见。律师职业的依附(甚而是寄生)特征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社会光泽和厚重的社会支撑,先天的羸弱有理由让左邻对我俯视。左邻姿态的改变缘自左邻自身的实际感受。在法律逐步覆盖社会生活,尤其是覆盖商业活动整个过程的背景下,任何社会行为都具有了法律意义;任何商业活动既蕴含有市场风险,也面临着法律风险,并且后者往往具有更强的毁灭性。左邻原始积累的正当化(去原罪化),企业组织结构及产权结构的合理化,外部交往的规范化以至内部管理的有序化等诸方面的要求,不断超越左邻的知识与经验。于是,左邻开始向我示好,并优雅地伸出求助之手,从而开启了我与左邻相知相识,互补互惠的历程。左邻把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务委诸于我,并由此获得一种洒脱和消解;我专业化地应对左邻的相关事务,并因之感受到一份信任和充实。在彼此共生共赢的格局中,左邻的事业越发壮大,我的“业务”也日渐丰满,并且逐步“有产”了起来。迄至今日,我的专业技能已包含在左邻的社会能力之中,而我的收益期待亦固化在左邻的成本预算之内。

与左邻相处相交并不简单、轻松。或许财大者必然气粗,左邻间或会对我颐指气使,不拿咱律师当“干部”。凡遇此境,我都不假思索地回敬左邻:我们是“主客”关系,而不应以“主仆”相待。我语态平缓,不怒自威。左邻还偶生一些非份之想,并希望我为其提供技术帮助和支撑。对此,我若板脸以法律立场相拒或以义利观直言相劝,则很难为左邻所认同。因此,我常常引波斯纳的理论(法律经济分析)与左邻共同谋算。任何行为,包括违法行为都是一种投入产出。不义之财的主要成本在于随附于后的法律制裁,而法律制裁的负价值往往总是数倍于违法所得。即或存在不被发现和追究的概率,但无论如何此类行为是一种不经济的选择。并且,个人财富越多,这种选择的成本就会越大。法律和伦理上判断与命题一旦转换为经济原理来表述,工于算计的左邻自然会有所省悟。久之,我还能够获得左邻付予的一种特别的敬重。设若以雕虫小技去曲意迎合,即便成功,也无法抹去左邻在内心深处的卑视。

左邻有时很迷惘,很落寂。尽管财富的积累始终不失为他们生存的动力,但在缺少类似新教伦理那样的宗教信念支撑,主流意识形态也悭于对财富积累行为作正面颂扬的社会环境中,左邻常常找不到自己行为的真正意义,在光鲜的外表下深藏着一种不可言状的自卑与不安。特别是当左邻不堪于商场上的波谲云诡,尔虞我诈,同时无力应对外部各种莫名袭扰时,他们会表现出通常难以观测到的失落、空虚、无助和憔悴。此时,左邻特别需要我这样的朋友。我耐心听取左邻的诉说和渲泄,真诚地理解左邻内心深处的无疾之痛,继而依个人的真实体验,能近取譬,给予左邻以务实性的开导。或一壶清茶,或几杯烈酒;或激情贲张,或默默对视,我与左邻心际的距离越拉越近。现象上看,这样的场景似乎并不关连律师职业,其实不然。我不是左邻江湖上结交的酒肉朋友,亦不是组织上派来说教的政工干部,恰恰是律师身份赋予了我特殊的话语能力:律师“体制外人”的身份使我与左邻有了共同的缘脉;律师与正义、公正这些概念的理论上的联系为我的言行漂染了些许正当的色彩;律师的专业智识优势能够使左邻对我保持一定的敬重;而律师的言辞技巧则有可能让我深及左邻的魂灵心际。而当我与左邻的关系升华到情感层面后,律师业务的发展已不再是艰难的话题。

我的右舍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之弱,本质在于贫困。在资源充分依赖于市场交换的社会中,一个亿万富翁无论处于什么境况,大概够不上现今意义上的“弱势”;同样,一个挣扎在生活底线上的穷人,不管其有何能耐,在现实中都难显其强。右舍是在社会改革后,由于体制内资源供给的断失或减少,而生存与生活的实际成本又大幅度提高等原因而沦为弱势的。弱势其实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多数情况下,右舍的弱势是在与左邻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参照和比较下成立的。右舍的贫困也大体上属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说的“相对贫困”。我与右舍的缘份同样产生于右舍对我职业功能的需求。尽管右舍的生活关系相对简单,涉及的物质利益价值较小,但右舍与外部所发生的任何利益冲突,往往都关涉其生存与生活之大计。他人之痒,足以成为右舍的致命之痛。不仅如此,右舍人数众多,因而右舍对律师服务的需求无可限量。在我的律师生涯的每时每刻,始终无法忽略和回避右舍那一束束急切期盼的目光。

用市场理论衡量,右舍对律师的需求往往构不成“有效需求”,亦即构不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需要我超越惯常的商业思维,在非市场化的角度建立与右舍交往的心理基点,从非物质功利方面寻求为右舍服务的价值和意义。在制度上,为右舍提供法律援助是我作为律师的法定义务。然而,对于依靠市场而生存的律师来说,这种制度的约束力始终是有限的。不仅如此,如果缺少有效的内在动因,仅仅依凭制度的外在强制,很难说律师的行为对右舍能够产生真实的援助效果。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表明,任何没有物质回报的行为,必须出自于行为者的精神追求;并且,这种追求也不可能产生于缺少个人体验、否认个人功利的概念化倡导。因此,我一方面从人本、人性角度把自己置放于右舍的生存生活环境中,以人及己,切实地感受右舍之痛,右舍之苦,激发自己人性中最难以消逝、且最容易泛起的同情悯怜之心;另一方面则在社会行为的因果规律上推演相关行为的未来价值或边际效应。我相信,实在地给予右舍某种帮助,远比为香火弥漫的庙宇提供施舍更为奏效;右舍对我的表情也永远丰富和生动于庙宇中那一尊尊佛像。我在帮助右舍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一种不算崇高但却有些脱俗的境界,并且能够获得斯宾诺莎最为推崇的回报——感激与感恩,尽管这不应成为我行为的初衷。

右舍亦有某些缺陷。这些缺陷也同他们生活贫困、资源匮乏密切相关。例如,对某种利益的追求有时会使他们超越道德乃至法律的界线;能力和条件的客观缺失也常常使他们无力去履践商业交往中的诚实信用;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采用极端、过激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对右舍的这些行为,首先需要的是理解。我始终固执地认为,在生存底线上挣扎的人为争取生存和基本生活条件而实施的行为,无论在法律与道德上如何评价,都需要给予应有的宽宥。我欣赏《悲惨世界》中米里哀对待冉阿让的胸襟与气度。当然,我也必须从法律层面上帮助右舍去辨别是非曲直,使他们对社会规则有更多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在复杂的群体性的冲突中,我应尽力去梳理和整合右舍们的诉求,把他们从党政机关的大门前引入到法庭或相关部门,代表他们程序化、理性地表达相关愿望与要求。事实上,右舍绝非不明事理。如果说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上访甚而“闹事”,那么只能说我和同仁们在此方面的努力还不足够;同时,律师在此方面的独特作用也还未被决策者们所充分认识。

左邻右舍构成了我的职业生态。我左顾右盼,彼此兼及,不偏不废。左邻为我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右舍则是我获得社会赞同的主要源泉。与左邻相交,需要我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宏观视野,从而保证我对左邻各种正当需求的适应,并保持我在与左邻相交中的必要位势;与右舍相处,需要我对右舍倾注更多的情感,尽自己所能增加服务的供给,以一已之行,一点一滴地改善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这样的立场和姿态使我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职业定位,在混沌不明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寄托与归宿。我与左邻右舍就是这样和睦而有序地相处在这个世界中。每念及此,我强烈希望表达的那句话总是:

左邻,你很可爱;右舍,我真的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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