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理性化进程面临社会观念的挑战(作者:顾培东)



作者:顾培东

2007年起,死刑复核权将上收最高人民法院。这一程序性举措隐含着中国刑事政策的重要变化。这一举措的出台,除了着眼于“慎杀”,避免类似“佘祥林案”出现外,还多少带有控制死刑的适用,尽可能“少杀”的意蕴(事实上,“慎杀”也必然会带来“少杀”)。在法律人的视野中,这一举措体现了中国刑罚理性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然而,由此而形成的司法实践将不得不面临某些社会观念的挑战。

首先,“慎杀”及“少杀”的刑事政策可能有悖于社会公众的“罚值观”。应当看到,我国是具有重刑主义传统的国度。封建时期的严刑峻法从来都是历朝历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死刑罪名繁复,株连广泛,就连执行死刑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国民党统治时期,死刑则成为旧政权镇压进步势力,维持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罚理念及刑事司法政策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但不曾停息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重刑主义的倾向仍然强烈地支撑着死刑的宽泛适用。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我国立法与司法对死刑的适用趋于严谨与规范。但毋庸讳言,这部刑法(以及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死刑适用面仍然很广,加之“严打”期间对部分犯罪加大了死刑适用的力度,使得在死刑适用上存在着偏宽的现象。长期以来死刑偏宽适用的实践形成了社会公众对重刑倾向的接受甚而需求,并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某些犯罪观念上的“罚值”。诸如“杀人偿命”等说法,不仅成为社会公众所熟知的民谚,而且也被社会公众理解为不可更易的社会规则。正因为如此,“慎杀”与“少杀”的刑事政策很难不遭遇社会公众“罚值观”或“死刑观”的某种抵触。

其次,“慎杀”与“少杀”的刑事政策与社会公众对犯罪行为的“民愤”或“民意”不尽相合。在社会公众生活状态整体化地趋向好转,人们普遍祈求稳定与安定的背景下,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更容易激起广泛而强烈的义愤;另一方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则加激了人们对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要求。换句话说,在社会公众利益观念日益强烈的环境中,任何危害正当利益(无论是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的犯罪所遭受的负面评价,亦即人们俗称的“民愤”会远甚于既往。在我国,“民愤”从来都是对量刑具有一定影响的因素。过去,在许多死刑判决书中,都有“民愤极大”、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表达,意指法院作出被告死刑的判决,既是对刑法规定的依从,而包含了对民意的尊重。毫无疑问,“慎杀”与“少杀”的指导思想与前述民意氛围是很难完全契合的。特别是面对某些民愤较大,公众(包括媒体)吁求对被告判处极刑,但从刑法理性角度看,不宜适用死刑的案件,司法机构很难摆脱尴尬的地位。近些年,法院对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采取了抑制的态度,这多少有违于“杀贪官”的民众情绪,由此已经引发了部分公众对法院工作的不满与非议。随着对死刑适用的进一步从严掌握,司法与民意的间距还有因此而拉大的可能。

再次,社会公众对定罪量刑的认知与司法机构技术性、专业性判断之间的差异也会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慎杀”与“少杀”政策的理解。对于某一具体案件来说,社会公众通常依据于既往形成的判例、个体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特定犯罪事实的主观感受等因素,形成对该案件定罪量刑的认识。而对于司法机构来说,则需要全面审察犯罪构成、尤其是相关证据,并在特定程序中形成最终判决。对于可能适用死刑的案件,司法机构更需保证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十分完善,适用法律准确无误。在某些情况下,即便审判人员主观上推定被告人犯有可判死刑的罪行,但如果证据不够确凿充分,或程序上具有难以消除的瑕疵,也应本着“疑罪从无”或“慎杀”原则而放弃对死刑的适用。毫无疑问,这种专业化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往往同社会公众的认知与经验不相一致,从而使得法院对某些案件的判决难以被公众所接受与理解。在农村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某些重大刑事案件欠拖不决或几度再审,原因也在于法院难以摆脱公众认知与判断上偏误的困扰。

最后,“慎杀”与“少杀”的刑事政策与部分地方执政者的社会治理理念也有一定冲突。从地方执政者的角度看,刑罚无疑是地方实施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没有刑罚的正常适用,地方社会治理,尤其是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部分地方执政者往往具有对刑事手段过度依赖的倾向。这种过度依赖既体现于希求扩大刑罚的适用范围,也体现于希求对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的扩大适用。特别是在社会治安恶化、公众反映较为强烈的地区或时期,地方执政者的这种“下猛药治重症”的思维倾向更是明确。不难想象,部分地方执政者的这种理念与倾向同“少杀”或“慎杀”的刑事政策也会形成一定的冲突。

揭示“慎杀”或“少杀”的刑事政策与某些社会观念的龃龉和冲突,丝毫不表明可以动摇或放弃刑罚理性化的进程,甚至不意味着需要在这一刑事政策与相关社会观念中寻求某种妥协与平衡。恰当的选择是,正视并审慎地对待这一刑事政策实施的制约性条件与环境,完善相关措施,保证“慎杀”或“少杀”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顺利贯彻。

应以恰当有效的方式推动社会观念的变化,在刑罚适用,尤其是死刑适用上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为刑罚理性化进程奠定扎实的社会基础。应当使广大社会公众认识到,严格控制并减少死刑的适用,这是人类文明的总体趋势;理性的刑罚制度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必备内涵。在经济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的经济观念固然需要更新,刑罚以至社会治理的观念也需要更新。一个落后的刑罚制度和社会治理方式是无法匹配于现代经济体系的。另一方面,近20年的实践表明,扩大死刑的适用并不是减少严重刑事犯罪及重大经济犯罪发生的有效手段。重刑主义实施的效果并不符合人们的善良愿望与期许。同时,“慎杀”与“少杀”是在已经付出重大社会代价后而形成的决策,这一决策应当得到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理解。在此方面,司法界、法学界乃至各有关方面都应当用符合公众个体体验的大众化语言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解读和说明“慎杀”与“少杀”刑事政策的意义与内涵,尤其应避免简单地以西方国家的实践作为论证这一政策正当性的依据;同时也不宜把“慎杀”与“少杀”表达为废除死刑的过渡性措施,避免人为地加激司法政策与社会公众情感和认识的冲突。

在实施“慎杀”与“少杀”的刑事政策过程中,还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统一死刑适用标准,适度减少司法自由斟酌的空间,避免司法中的随意性。一方面要全面考量我国社会现实条件与环境(也包括社会公众对各种犯罪行为的认识),结合刑法的具体规定,权衡并明确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或死缓的不同情节,把死刑限定在最需要适用的少数范围之中;另一方面,要将相关内容通过立法或立法解释加以法定化,不能靠人为掌握,避免具体适用上的偏颇。

此外,应扩大公开审判的影响,重大案件的庭审应通过多种方式(包括电视直播)吸收更多的公众旁听,提高公众对司法审判的了解、理解和接受度。同时,法院要强化对判决理由的表述,无论是否适用死刑,判决理由都应有详实而充分的说明力,力求使法院的判决得到广大公众(也包括案件的相关当事人及亲属)全面而正确的理解。不仅如此,侦查、检察机关除了应对可能涉及死刑的案件采取极端审慎的态度外,对于不宜、不应适用死刑的情节及理由也应在相关文书或庭审中客观、全面地作出表述,这样即有利于体现司法共同体的正确共识,也有利于分解法院所面临的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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